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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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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另一方面,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說在印度,人們成天都在打算著,儘管有埃及的例子;不僅要從土地中獲取財富,而且還剝奪了土地的生產能力,因果的剩餘價值立即被花費在城市的下層民眾身上。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偉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愷撒、亞歷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里昂和提比略·革拉古這樣的革命家。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在經濟上有向前看的眼光。沒有一個城市曾把某一城區的排水或綠化、把引進先進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與植物品種當作自己的事務。賦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以西方的意義,必定會誤解其全部的意圖。他們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支持者成為土地的擁有者。教育這些人,使其成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義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標準,對於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長遠的觀念——就讓未來順其自然地到來,不要想著對它有所作為。古典世界的這一經濟上的斯多葛主義的確切反題就是社會主義,在此社會主義指的不是馬克思(Marx)的理論,而是弗雷德裡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的普魯士實踐,後者比馬克思早很多,且將取代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古代埃及的制度有著內在的相似,後者操心和關懷的是永久的經濟關係,力求培養個體對整體的責任感,並視努力工作為對時間和未來的確證。

第四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5)

在所有的文化中,普通人日常所能觀察到的生成——他自己的和他周圍的活生生的世界的生成——的觀相學,僅僅只侷限於前景中的和可直接感知的方面。其經驗之總和,不論是內在經驗還是外在經驗,充斥著他的僅僅作為一系列事實的白天的過程。只有傑出人物能在外表上充滿歷史騷動的平凡統一體的背後感受到深刻的生成邏輯。這一邏輯本身就體現在命運的觀念中,它使得那傑出人物把白天和那外表的毫無意義的並置視作是純粹的偶然。

然而,乍一看,“命運”和“偶然”(incident)在含意上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有人覺得,歌德前往西森海姆(Sesenheim)多少是出於偶然,可他前往魏瑪(Weimar)卻是出於命運。有人把前者看作是一個插曲,而把後者看作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是,我們立即可以看出,這一區分有賴於那個引人注目的人的內在品質。對於大眾而言,歌德的一生就像是一連串偶然的奇聞逸事的組合,而極少數的人卻驚奇地意識到那些哪怕最不顯眼的事件中所固有的一種象徵的必然性。因此,阿里斯塔庫斯發現日心體系,對於古典文化而言可能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偶然事件,可是,哥白尼的再發現對於浮士德式的文化而言難道不是一種命運嗎?路德不是一個偉大的組織者,而加爾文(Calvin)是這樣的一個人,這難道不是一種命運嗎?如果這樣的話,那麼,說這是一種命運是針對誰而言的——新教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這是對於德國人而言的,還是對於一般的西方人而言的?難道提比略·革拉古和蘇拉(Sulla)就是一種偶然而愷撒就是一種命運嗎?

類此的問題完全超出了經由概念來運作的理解的範圍。何謂命運,何謂偶然,這是個體心靈——以及文化心靈——的精神經驗所決定的。已有的知識、科學洞察、定義,全都是無力的。不僅如此,那想要以認識論的方式把握它們的嘗試,本身也都是無的放矢。因為,若是沒有內在的確定性,命運就整個地是批判性的思維所難以駕馭的東西,我們就無法認識到那生成的世界。認知、判斷、對認識物件的因果聯絡的建立(例如已經區分開的物、特性和位置之間的聯絡),其實都是一回事,那以判斷的精神走近歷史的人只能發現“資料”。但是,那在當下發生的事或在所再現的過去發生的事的深處運動的東西,其實就是天意或命定,它是既有的,且只是既有的,是與真正的悲劇在非批判的觀察者那裡所喚醒的同樣驚人的和不可言說的確定性同在的。命運和偶然形成了一組對立,在那裡,心靈不停地想穿上僅僅由情感、生活和直覺所構成,且只能在那些被稱作聖人的人最主觀的宗教和藝術創造中獲得清楚的表達的東西。要想喚起活生生的生存的這種根基性的情感——它賦予歷史圖象一定的意義和內涵——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辦法——因為“名稱僅僅是一種聲音和煙霧”——莫過於再次引用我用作本書的題詞的那幾句歌德的詩句來標誌其基本的內涵。

“在無盡之中,自我重複

終要萬川歸一。無數拱頂

輻射交會,終為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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