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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奚愷元與媒體合作，在2004年也對中國六大城市進行了一次幸福指數測試，測試的結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漢居4到6位。這一測試的結果和我們的直觀感覺非常接近，確實反映了現實情況。儘管從這些城市的人均GDP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這裡的人追求更高，現實生活離目標較遠，他們對目前生活的滿意程度就會偏低，由此出現幸福指數較低的現象。而杭州和成都的居民，歷來被認為是最會享受生活的人，杭州的人文傳統，成都的茶樓文化，都是當地人民知足者常樂這種生活理念的重要體現。這兩個城市在人均GDP雖不如上海和北京的情況下排名反而相對靠前，也就不足為奇。

世界價值研究機構曾經根據1998年人類發展報告中的54個國家和地區的1995年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與他們計算的幸福指數相比較，發現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達到了，統計檢驗顯著相關。它說明，儘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結果和幸福指數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但從整體上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表現為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們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對越高。人們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還沒有得到滿足的條件下，就想透過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來提高幸福感，這種改善肯定是有限度的。時至今日，一些經濟相當落後地區的人民，仍然很注重自己勞作後的娛樂，如在中國的一些邊遠地區，非洲的很多部落，民間的歌舞娛樂都相當活躍，這對改善他們對現實生活滿意程度，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常說的“苦中作樂”。但是，在基本物質生活條件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這種活動對於他們精神生活的改善仍然是有限度的。只有在物質生活的改善到達了一定程度（如恩格爾係數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後，人們在增強自己的滿足感方面，對物質條件的依賴可能會減弱。換句話說，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邊際產出，在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後，很可能是遞減的。在那種情況下，透過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個人甚至是整個人群的幸福產出更重要的手段。而在生產力和人均收入還未充分發達的情況下，透過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國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們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二、提升幸福指數：必須兼顧GDP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對於幸福指數以及其他與發展相關的論題的討論，反映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於原有的發展模式的重新思考。應該看到，中國以經濟增長指標作為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甚至是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指標，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經過改革開放以後長達1/4世紀的較長期高速增長後，中國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的思路。但是，僅僅以GDP指標來反映可持續發展，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合理的解決方案，還是要透過一個由科學的、相互補充的指標形成的指標體系，來綜合地考慮和反映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福利指數、人文發展指數（HDI）、綠色GDP、幸福指數這些同樣也反映了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過程中的智慧的成果，也成為我們在考慮可持續發展時的重要依據。

三、研究幸福指數：為經濟決策提供全新思路

幸福指數是一種很好的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中，人們很早就開始進行這一方面的研究。如作為當代微觀經濟學起點的邊際效用學說，就是和一個人對某種滿足的主觀判斷相聯絡的。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上世紀80年代發展的社會選擇理論，則把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指出：由於組成社會的每個有理性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偏好和評價標準，而這些偏好和標準往往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社會選擇理論應該研究的就是如何在堅持個人理性的前提下和尊重個人價值偏好的基礎上，解決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矛盾與衝突，建立起一種社會偏好和社會選擇標準，為人們的社會決策和行為選擇提供依據。這種理論的成熟，標誌著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由經濟增長為主要研究物件的宏觀經濟學已經越來越多地向更為廣泛的領域延伸。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對於經濟活動的某種解決方案，往往應該建立在對相應的經濟活動的精確分析上。因此，許多解決方案都是提出各種各樣的指標，然後再對這些指標進行加權平均或其他數學處理，由此得到一個人群對於某種偏好或者是一些偏好的集合的感受程度。對幸福指數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各種型別的幸福指數中，世界價值研究機構所進行的調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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