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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演說。在講話中，他和愛娃都表示反對恢復核試驗。蘇聯傳媒作了大量報道——特別是愛娃，被一些刊物描寫成熱愛和平的美國婦女的一個榜樣——他們兩個人在這段時間裡都感到非常愉快。他們觀看了布林什維克芭蕾舞演出，走訪了一些教會和學校，與和平運動積極分子交談，並且參加了許多宴會。唯一感到失望的是，他們再三要求見一見赫魯曉夫卻未能如願。不過，他們曾與赫魯曉夫的夫人在一道品茶，並有一次同臺講話。

在美國，經常有人指摘鮑林對蘇聯太“軟”，美國媒體也大量渲染這樣的形象。他們無視鮑林曾向赫魯曉夫提出抗議的事實，對他抗議肯尼迪的類似做法卻抓住不放。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與美國輿論的主流相比，鮑林是比較溫和的。無庸諱言，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差；他將這兩種制度看作為兩種政治一經濟的形式，有點像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或者像研究化學時採用價一鍵理論或分子一軌道理論的方法——從表面上看，兩種概念有天壤之別，但深入完善下去就殊途同歸了。他相信，兩種制度最終會看上去很像瑞典式社會主義那樣的形態。

儘管他可以嚴厲批評蘇聯的政府——公開抨擊他們虐待猶太人，鎮壓匈牙利人的起義，實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用政治教條限制科學的發展，用死刑懲罰“經濟犯罪”，用他的話來說，還有“一個大國採取行動時不講道德”的許多例子——他還是發現自己喜歡俄羅斯人民，喜歡他們的友好態度和務實精神，喜歡他們對和平的真誠願望。他和愛娃聽到蘇聯人解釋為什麼要進行軍備競賽：有人對他們兩人說，美國已經在新武器上領先——第一個造出原子彈，第一個造出氫彈，又第一個造出鈾彈——為了國家的生存，蘇聯只能急起直追了。對此，兩人都感慨萬分。將美國分析為軍備競賽的首要起因，成了60年代鮑林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鮑林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政策上，還有一個人情常理的因素。“每當我批評蘇聯政府的時候，”他說，“我總感到自己很不滿意美國政府的做法，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這就像對待我自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與對待人家、人家的妻子和孩子相比，我感到對自己家裡要求應當更嚴格才對。所以，我認為，批評美國政府應當比批評蘇聯政府更嚴厲才對。”此外，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很難指望利用批評對蘇聯政府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11月下半月，時斷時續的日內瓦禁試談判又再次開始，不過雙方誰也不抱多少樂觀的態度。

為了不斷地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鮑林比以往更加頻繁地發表演說，甚至有人拒絕他登臺演講，他也毫不氣餒。在辛辛那提，由於當地美國軍團的抗議，他預定進行的關於科學教育的演講被取消了。1962年底，加州大學裡弗賽德分校學生聯合會邀請鮑林講演，談論核武器問題，學校當局不讓他發表演說，辯稱這種演說“在本質上具有政治含義”，“不屬於化學家的專業範圍”。鮑林籲請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干預，通知他，要是不改變這一決定，他就要採取法律行動。壓力起了作用：凱爾關照里弗賽德分校校長重新邀請鮑林演講。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禮堂裡講話，每次聽眾只有數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員會卻可以透過大眾媒介對千百萬人發表演說。1962年開始時，公眾輿論又開始偏向於恢復試驗的主張。肯尼迪在幾個月前作出宣佈以來，這件事一直拖著，尚未真正付諸行動。鮑林花了七年時間爭取達到的目標，看來大有落空的危險。“我們的情緒非常低落，”愛娃在2月份給和平運動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每天都傳來形勢倒退的訊息。我們絞盡腦汁試圖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語言，然而，我們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種種跡象表明，事態的發展愈來愈臨近最後攤牌讓人絕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總統宣佈，他已下令批准美國在4月下半月恢復大氣層核試驗——這將是1958年以來美國第一次進行的這種試驗。對鮑林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堅持禁試的立場。

鮑林認為，肯尼迪違背了自己在總統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這件事也是一個證明，左右總統的是他那些軍事顧問，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什麼道德和良心。這是軍界一實業界巨頭的一次勝利，是學界富豪們的一次勝利，也是民主黨內認為肯尼迪應走強硬路線的人的一次勝利。鮑林肩負著國家和平的偉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宮發去了一份言辭尖銳激烈的電報——“你是否打算發出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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