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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虛實標本用藥凡例）、《陳藏器諸虛用藥凡例》、《張子和汗吐下三法）

等。李時珍之所以集中介紹和註釋這些著名醫家的成果，並特意將這些內容

列在《本草綱目》的最前面，作為自己的科學著作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用心

不外兩個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學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醫藥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論準備，以便用以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對每味藥物進行分析研究時，

從總的理論原則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於煩瑣。

第二，以醫藥界的前賢為榜樣，勉勵自己，並昭示後學者。在對每味藥

物進行具體分析的同時，不可只沉湎於細則，尤須從總體上加以把握，不可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墮煙海而迷失指歸。善於綜合歸納，才能掌握一般

原則或規律。

總之，李時珍的這一思想明顯地告訴人們，要注重分析與綜合的有機結

合，歸納與演繹的辯證統一。二者不可偏廢。

李時珍對《神農本經名例》的註釋，充分顯示了他對分析與綜合的靈活

運用。《本經名例）總結了漢代以前千百年醫藥實踐經驗，語言過於簡練，

後人不易理解。李時珍廣徵博引，逐條加以闡釋，其中凝結著他自己長期醫

藥實踐的經驗。用自己的經驗去充實發展了古典文獻。

《本經》中有一段話，講藥物之間的關係，說藥有”七情”。寫道：“有

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

凡此七情，合和視之。”李時珍對於古人從大量事實中綜合概括出來的“七

情”原理，作了精湛的註釋。他說：獨行者，單方使用，無須輔助；相須者，

同類之藥，不可相離；相使者，彼可為我之佐使；相惡者，有彼則奪我之能；

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兩者不可相合；相殺者，以此制彼之毒。但

他進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惡、相反者。蓋相須、相使同用者，帝道也；

相畏、相殺同用者，王道也；相惡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經有權，在用者

識語爾”。（校點本第一冊，第46　頁）從科學方法上來衡量，這一段註釋使

用了三重綜合法。從千百種藥物的相互關係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

的綜合；從”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則，是第二層綜合；

無論對於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經有權”，靈活運用，這是從哲學

原理上作出總結，屬於更高的綜合。

李時珍對徐之才創立的“十劑”說，作了詳細的註釋。在註釋中，有分

析、有綜合，儘量將兩者辯證統一起來，使註釋具有很高的科學性。他對“補

劑”的註釋，就是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的。

經雲：不足者補之。又云：虛則補其母。生薑之辛補肝，炒鹽之鹹補心，甘草之甘補脾，五味

子之酸補肝，黃檗之苦補腎。又如獲神之補心氣，生地黃之補心血；人參之補脾氣，白芍藥之補脾血；

黃芪之補肺氣，阿膠之補肺血；杜仲之補腎氣，熟地黃之補腎血；芎勞之補肝氣，當歸之補肝

血之類，　皆補劑，不特人參、羊肉為補也。

——校點本第一冊，第61　頁

引證經典論述，重申“虛則補其母”的原則，這是對施治方法的高度綜合概

括。指明不同臟腑之病，須用不同藥物補之：血虛與氣虛不同，補藥尤有區

別，這是進行了具體分析，使“虛則補其母”的原則得以具體貫徹。最後指

出，只要藥能對證，那怕是生薑、炒鹽、五味子，都是補藥，不只人參、羊

肉是補品。這是從藥隨病使的原則對補劑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礎上得

出了綜合性結論。批判了多食人參、羊肉為補的世俗之見，令人信服。

李時珍特別闡發了《黃帝內經》關於順天時用藥的原理，標名為《四時

用藥例》。他首先指出：”順春升之氣，宜用薄荷、荊芥之類辛溫之藥；順

夏浮之氣，宜用香薷、生薑之類辛熱之藥；順秋降之氣，宜用芍藥、烏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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