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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燾分裂主義的出現很快破滅了，劉伯承、朱德等紅軍領導人也在與分裂主義的鬥爭中險遭不測。

1931年初，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名義進入了鄂豫皖根據地，不久，便擔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和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幾年來，他完全主宰著鄂豫皖根據地、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但是，懋功會議後，當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紅軍的現狀時，個人野心開始膨脹，這種膨脹驅使他產生了篡奪中央最高領導權的野心。

為了解決會師後的軍事行動問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會師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張國燾提出種種理由反對毛澤東北上的戰略方針，主張紅軍向川康邊界南下，他的主張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反對，劉伯承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但他出於對紅軍的負責態度，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批駁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以元老自居的張國燾，對政治局內反對的人十分惱恨，尤其象劉伯承這樣一個非政治局委員也敢批評自己，簡直象遭到了極大的汙辱，難以容忍，但鑑於自己是極少數，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紅軍北上的意見。

兩河口會議後，紅軍兩個方面軍分編成左、中、右三路縱隊和岷江支隊向北開進，全軍先頭部隊一軍團馬上行動，按計劃翻過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兒蓋，經過戰鬥，擊潰了胡宗南，很快佔領了毛兒蓋。

張國燾雖然在政治局會議上舉手贊成紅軍北上，但在執行上卻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北上的方針。他還公然提出“誰有軍隊，誰就應該當領導”。甚至提出要“改組中央”，並提出了一大批名單，同時他還指使人以提意見為名，要挾中央，“如不讓張國燾當軍委主席，則無法北進，無法順利滅敵”。

這些情況，中央已有覺察和預料，所以在兩河口會議後，就派出了由劉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維漢等人組成的中央慰問團，到四方面軍去幫助傳達、貫徹兩漢口會議精神，宣傳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

對此，張國燾非常惱火，他表面上歡迎中央慰問團，背地裡卻嚴格限制慰問團同廣大官兵接觸，把一些向中央慰問團反映情況的人隔離起來，甚至在慰問團到來前後殺害了個別瞭解他底細的人。

儘管如此，中央慰問團仍然瞭解到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許多情況，為了整個紅軍的生死存亡，劉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張國燾協商迅速北上的問題，一方面向中央彙報情況。

在劉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張國燾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軍剛剛接近毛兒蓋，張國燾又以種種理由停止北進，並重新提出南下川康邊界或西進退卻的主張，黨中央在毛兒蓋地區停留一個多月耐心等待張國燾率軍北上，因此而錯過時機，致使敵人已準備就緒、不斷向北進逼。

在這種局勢危急的情況下，黨中央在毛兒蓋召開了兩次政治局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會議還決定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經草地北上。左路軍由第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和第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組成，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右路軍由第一方面軍的一軍團、三軍團和第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由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直接率領。

毛兒蓋會議結束後，劉伯承立即隨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隊的北進行動，但一心想著南下的張國燾以情況不明，不能貿然行動為藉口、遲遲不行動。

劉伯承對張國燾出爾反爾十分不滿，但紅軍的組織紀律使他不能公開對抗紅軍總政委，於是，他根據朱德的指示，加緊制訂部隊的行動計劃，說服張國燾，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過得去的”。由於當時形勢對左路軍很不利，張國燾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壩方向前進。

八月下旬，毛澤東率領的右路軍經過千辛萬苦和重大犧牲走出了草地，這時，左路軍已到阿壩，按原計劃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卻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並以嗄曲河水上漲為由拒絕渡河，劉伯承為此親自測試河水，想用事實說服張國燾，然而，張國燾卻極不耐煩地說：“算啦、算啦，現在敵情我情都發生了變化，北進已經對我們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們要不要北上的問題，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隊應該回師南下的問題。”

張國燾的話，使朱德、劉伯承大吃一驚。他倆萬萬沒有想到，張國燾不僅要停止左路軍行動，而且還要把右路軍和中央全部拉回，他們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後，張國燾便加劇了分裂活動。他電告右路軍前敵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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