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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墮落的日本現代軍隊

在明治維新的變革中誕生的日本現代軍隊，似乎從某個時候起就已漸趨墮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將接替松井石根大將擔任了“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他說：

“說起來已是過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戰爭中也沒有聽說發生過掠奪和暴行之類的事件，而在這次戰爭中卻發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這樣認為，　這難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比日俄戰爭的時候差了嗎？　”（《南京屠殺確有其事嗎？》，載《丸》，一○六號：《大陸軍戰史》）

畑大將認為，日本兵對待戰場上的民眾和散兵，其態度，在日俄戰爭與日華戰爭相比時有天壤之別。　對此，　在“華中方面軍”擔區副參謀長職務的武藤章中將（當時為大佐）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檢事審問書中說：日本軍隊膽敢施加暴行，那是從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亞時開始的，在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時，“這種暴行在日本陸軍中沒有先例”　（《遠速》，一五九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一七三頁）。

可以這樣理解；畑和武藤兩人所說的日本軍隊之道德敗壞，一般是從日俄戰爭以後開始的，其顯著表現是在出兵西伯利亞時。這一事實，自然同日俄戰爭以後出現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直接相關，兩人的發言是引人注目的證詞。

這種道德敗壞，不只限於士兵。似乎在師團長以下的全體軍官中也都能看到這種情況。松井石根大將在同花山信勝談話時，對師團長一級道德敗壞問題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參照本書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兩人就日本軍隊的軍紀敗壞傾向所提出的證詞內容，考慮到與日俄戰爭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有關，但是否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好像還是個問題。

我對畑和武藤兩人所說的話，一開始就產生若干懷疑。因為在中學生時代，透過軍事教練的教師、退伍老軍官所談的親身經歷，曾聽到過當年暴行的事實。我又透過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看到了當年在臺灣發生的有關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從他父親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委以陸軍步兵少尉而前往臺灣赴任——少將的遺物中發現的。

其實，在《亞洲》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所載《南京大屠殺》一文中提出的所謂在“日俄戰爭以後”云云等觀點，立即受到了鵜野晉太郎——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將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當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發表在該雜誌同年九月號，題為《〈南京大屠殺〉讀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事實上，日本軍在日清戰爭時，攻入旅順後不久，進行了如同在南京發生的那樣的大屠殺，殺害兩萬人，這段歷史應如何看待？……從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軍隊那一天起，就開始了宣傳活動，說要進行‘征伐臺灣’的大屠殺，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為止，其殘酷性始終不變，這一點是令人難忘的。”

雖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視畑和武藤的證詞，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詳細地介紹了鵜野的批判文章，並對他們兩人的證詞表示有若干疑問，即使這樣，我仍固執己見，不想修正自己的觀點。原因之一，那是因為獻身中國人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傳教醫師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來到奉天（瀋陽）——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書中，說是在日清戰爭時，日本軍的軍紀嚴正，出乎意料（上冊），根本沒有提及在旅順所發生的屠殺事件。

克里斯蒂牧師在戰爭開始後即去牛莊（營口）避難。如果發生了鵜野所說的多達兩萬市民被殺之大屠殺事件，這一傳聞當然會傳到在牛莊避難的牧師耳邊，他理應把它寫入自己的那本書中，但該書卻看不到這方面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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