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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國和美國——就會發現高收入國家的工資被壓低了。這一結果是可預見的。徹底的全球化其實意味著美國和中國的工資水平相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完美市場，但我們不喜歡那樣。”

事實上，我們不再生活於“上帝庇護下的美國”，而是“上帝庇護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發生——整個世界正變得富有。這場轉型產生的很多代價正由西方發達國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體承擔。

我們習慣認為左派具有全球主義的視角，比如自由主義者會擔心非洲貧困問題或者印度女子的教育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不再是心懷仁慈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殘酷無情的資本巨人。

保險巨頭AIG（美國國際集團）董事長史蒂夫米勒是底特律一位傳奇的績效大師（其著有一部暢銷的回憶錄《扭轉乾坤》）。他在參加達沃斯論壇時，同我談到全球化和就業問題：“首先，作為一名世界公民，我認為全球的每個人，不論在什麼國家，都應該享有我們在美國已經習以為常的那些機會。全球化真實存在，是不容爭辯且長期存在的事實。全球化意味著如果產品可以流動，不同水平的技術工資級差將遭到某種程度的消除，尤其是對於那些自由流動的工作崗位而言。”

如果你運營或擁有一家全球公司，那麼至於你是什麼國籍，真的無關緊要。但是，歐特、多恩和漢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國工人，那麼“工資級差的消除”則實在令人苦惱。

範雷南教授說，這種緊張關係已經積累了多年，只是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了。他認為，金融危機激起了一波平民主義的抗議——從右派的“茶黨”到“佔領華爾街運動”。

“過去的二三十年，這類事情並不罕見，”他說，“而現在的情況是，隨著金融危機的惡化，所有這些問題都變得尖銳突顯。”

“雙生鍍金時代”正在相互促進：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正在為西方國家建立新市場和新供應鏈——蘋果手機在中國生產，並在中國銷售；西方國家第二次“鍍金時代”的新技術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鍍金時代”——與19世紀相比，在這個計算機和即時通訊的時代，建造鐵路或者鋼鐵廠變得容易多了——發達國家同時也為工業化中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場。

美國布朗大學政治學教授阿舒託西瓦爾希尼生於印度，他在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度過了人生一半的光陰，他的妻兒也在那裡定居。2011年11月，世界經濟論壇在孟買召開，他在出席會議時告訴我：“印度的鍍金時代將是美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鍍金時代的結合，且這種現象正出現在21世紀的印度19世紀的資訊傳播速度無法同今天相比。如今，8億印度人民用手機互相聯絡著。”

“雙生鍍金時代”也會互相阻礙。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個解釋就是：中國“鍍金時代”和西方“鍍金時代”間的衝突造成了危機——財政失衡作為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部分，也在信貸泡沫擴張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而正是2008年的泡沫破裂才引發了災難性的後果。

兩個“鍍金時代”有許多共同點，並在互相強化。兩場轉型都在創造強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一部分原因是變革通常是艱難的，另一部分原因是這種猛烈的轉變帶來的回報是非常不平等的。

此外，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整個世界不會再擁有釋放壓力的“逃生閥”——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北美和南美的邊疆。當城鎮化的負擔太大，或不公平現象過於嚴重時，歐洲的民眾會抱團移居國外。但即便存在這樣的選擇，西方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製造的衝突和不平等，也透過了半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才得以解決。

“從長遠來看，我們會狀況良好，”範雷南教授說，“但這取決於你選取的時間範圍。畢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損失。最終，人類將繁榮昌盛，資本主義會起作用。但是從中等時間長度來看——如三四十年——可能會出現難以置信的混亂狀況。我很擔心接下來幾年會發生什麼。”

第7節。

若以超世脫俗的全球眼光來審視超級精英，短期的“混亂”在“雙生鍍金時代”的轉型力量面前相形見絀。

對未來悲觀的人強調了社會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由於西方中產階層的逐漸消減而形成的中空，但奧尼爾先生總結全書時，用真摯的話語反駁了那些悲觀的人：

這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歷史。這段歷史所關係到的遠遠不止商業和經濟。我們正經歷著可能是有史以來財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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