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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醞釀的一個大課題是詩集《綠枝》,他仍把自己看作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歌在英國遇識者而成名,因此,斯通希望福克納也能在歐洲贏得承認。《兩面派》上的評論和詩歌比密西西比大學發表的那些來,進步不大,散文隨筆卻令人刮目。在象徵主義運動的徹底衝擊下,他一直在尋找藉以捕捉意識之微妙的種種隱喻模式;寫詩時期的成功不大,寫散文開始了一個飛躍的時期。
寫完一組11 篇印象主義的獨白《新奧爾良》並發表在《兩面派》上以後,開始為《時代小報》寫一組長而複雜的隨筆。兩組隨筆都試用新的題材、結構和人物(後來運用得更加複雜細膩),倒像是開始第二次學藝。先前寫詩作文是讀書的最後階段,現在他寫散文和隨筆,也是為了這一目的。他肆無忌憚地見到需要的拿來就用。從1924 年10 月《兩面派》刊載的朱利烏斯·弗蘭德頌揚康拉德的文章中襲用了“永恆的真理”一語;從約翰·麥克盧爾評《大理石牧神》的文章中擷取了崇高的失敗的意思;後來又從人家評《軍餉》的文章中,接受了虛構小說乃“想象、觀察與經驗的綜合”的思想。這些思想和其他借用的思想,他一再應用,直到完全化為自己的思想。在他當時寫的隨筆中反覆出現幾個人的印跡,至少有一個人、約瑟夫·康拉德的影響比比皆是,似乎福克納在重讀康拉德。康拉德的“印象主義”
手法顯然是那時新奧爾良“熱烈討論的題目”。福克納常把時間顛來倒去、喜歡賣關子、偏愛講精神或性格失敗的故事,其中顯而易見康拉德的影響。不久,他學康拉德的樣,運用印象主義的技巧,把傳奇劇般的情節用入嚴肅小說。有些隨筆集中渲染反覆觀察或偵察等行動;有些則透過一個抱有同情但保持超然、置身事件發生的近處卻和讀者一樣感到不解的說書人或旁觀者。在這些置身事外的手法中,他找到了日後使他能夠採用恐怖或荒誕、傷感或胡鬧的情節而不捲入、不表態的技巧。
在許多隨筆中,福克納關心文體。雖然他的文筆基本上用口語體,但是他用傳統的修詞手法而取得更大的共鳴,用方言而使文筆更豐富多彩。《碼頭工人》是這一類試驗中最有意思的。一個黑人口中的方言製造濃厚的宗教氣氛,為採用傳統的詞藻進行鋪墊。“自人給我穿衣裳穿鞋子,但並不能使石子路喜歡我的腳。這些城市不是我的;這片黑暗卻是我的,裡面有我的同胞吐入的年深月久的熱情、恐懼和憂愁。”說到這裡,突然語不成聲,收到希冀的效果;因為它把心靈的深邃睿見和需要,同傳統的遣詞造句兩相結合,表示同感。方言的採用固屬偶然、公然,修詞的採用卻是既有個性、又有共性。福克納越寫越熟練地兼收幷蓄、進退自如。但他堅持、甚至果斷地融雅俗於一爐,《八月之光》的第一章便是明證。
2 月底,福克納決定回牛津住幾天,看看埃斯特爾,同菲爾·斯通談談自己的打算。他重又想去歐洲,可是又回到新奧爾良,住在威廉·斯普拉林家的一間客房裡,開始兩項新規劃:同舍伍德·安德森交朋友;寫一部小說,叫作《軍餉》。安德森和福克納都忙於筆耕,但兩人還是經常見面,有時在下午,有時在晚上。安德森比較健談,年紀比福克納大一倍,名氣也大,自然當起導師來,福克納成為被保護人。福克納回憶道:“我們一起散步,他說我聽。”晚上,“我們一起喝著酒,坐到一二點鐘,依舊是他說我聽。”兩人都喜歡畫畫寫作,都愛吹牛皮。安德森從這番交往中有三大收穫:一則故事,後來寫成《會見南方》;許多快樂的時光;和一個創傷。福克納的得益要大得多:第一部小說得以出版,全賴安德森的幫助;各式各樣的忠告;據以創作《蚊群》中的一個人物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一個有用的學習榜樣。
出於吹牛的同好,兩人合作創造了艾爾·賈克森;先是半馬半鱷、變成半羊半人、最後變成鯊魚般的東西,專門捕食在水裡游泳的肥胖的金髮女郎。
經過這次短短的合作,安德森得出一個清晰的印象,警告福克納道:“你才氣太大,寫起來太不費力氣,這樣寫、那樣寫,變化太多。一不小心,會什麼也寫不出來。”比安德森的勸告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的榜樣。安德森個子不高,因此對福克納沒有體魄上的威勢。作為作家,他的成就已夠令人欽佩,但也有瑕疵,不致讓人望而生畏;憑此二者便足以成為福克納的最佳導師。
福克福由衷贊慕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鎮》和另外一些故事,包括《我是傻瓜》。但也看出安德森創作的侷限性,特別是“笨手笨腳地精益求精”。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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