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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尚的方式，對方已經舉起武器，而你還空著手，吃虧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對我說謊，

我也用說謊來回敬她，她說實話，我才坦誠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變，就兩手都用上了。　有

一次，我們一起去看古典演出。從劇場出來之後，她說，“演出有什麼意思啊，還不時拿買票

的錢吃頓好的呢！”這簡直就是個飯桶啊！我很不高興，不過我也明白，這跟她長大的環境有

關係，我就沒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來到了莫斯科。她陪著高官出去了，

好幾天都沒有回宿舍。我也對她下了結論，這是一箇舊習難改的女人，我決心和她斷絕關係。

高官走後，她來找我，向我道歉，我沒有接受。接下來兩個月，她繼續纏著我，但是我在心

裡已經徹底與她疏遠了。最終，我們沒能發展成進一步的關係。有了這一次經歷，我也學到

了很多東西。可以說，我已經不再是那個完全不懂女人的學生了。　下面開始講和妻子的相識。

1952年5月，我與一個女孩開始正式交往，她叫樸勝玉，就是我後來的妻子。朝鮮戰爭中，

她參軍做了一名護士，後來戰爭結束，她來到蘇聯學習。我是留學生幹部，她是醫科大學留

學生的班長，比我小九歲。　按照規定，她需要定期向我彙報在醫科大學學習的朝鮮學生的情

況，我們就是這樣逐漸親密起來的。我們真心相待，她也沒有介意我與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

緋聞。得知我們在一起後，留學生們都表示了支援。

她是個性格開朗，很活潑的女孩。當時在蘇聯，男人對女人還保留著一種紳士風度，但

是她不管這些，不論是在商店還是在劇場，與蘇聯人交涉或是買東西時搞價錢都是她出頭。

與政治地位相比，她認為學問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離婚了，她一直反對，並同情母親。

我們交往時，一位大使館的秘書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選擇了我。後來的一生中，不論條件好壞，我們相濡以沫。所以，拋下她們（逃

亡）成了我一直無法原諒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為朝鮮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譯參加

了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奧運會，我們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國家宣傳朝鮮戰爭。那也是我第一做

飛機，另外，我還意外的瞭解到，資本主義國家芬蘭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高出很多。　任務

結束之後，我和樸更親密了。我當時自信滿滿，情場得意，而且在學術上也如魚得水。身為

留學生幹部，我得到了學生們的信任。這一切，將我一直以來的悲憤情緒一掃而光。蘇聯當

時是個性關係很開放的國度，我於是也。。　我需要做一個決定：妻子樸勝玉是繼續學業還是結

婚回國？　大使館的領導得知我的情況後，把我們叫到了他的面前，當時我還有一年就讀完研

究生了，而妻子的學業還有4~5年，他問我們打算怎麼辦？妻子同意放下學業回國。我能做

的就是盡最大努力為她舉辦一場結婚儀式，然後介紹給我的父母。在留學生的幫助下，我們

在莫斯科舉辦了婚禮　然後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體會與愛人的離別之苦。當然，那

次與50年之後的分別相比，根本不算什麼。

妻子走後，我埋頭學業，當時論文已經交了初稿。1。。教授對我說，他教的學生中，我是

第一個論文初稿一字未改就獲得透過的。　我當時認為，關於人生觀，特別是關於人的生活目

的和幸福本質，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後在那個領域發展馬克

思主義。　我一開始最關心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基本問題—認識論，剛到蘇聯的時候最先開始

學的也是認識論。隨著哲學素養的加深，我覺得認識論沒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後再有人問

我有關認識論的問題，我通常這樣回答，“認識論的知識，學習一遍就行了，沒有再研究的必

要”，今天認識論已經不再是哲學問題了。關於人生觀，文學家比哲學家更有興趣。　我知道

回到朝鮮連買書都成問題，於是我在蘇聯的最後一段時間努力讀了許多書。我通常早上很早

就去圖書館，直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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