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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紅樓夢》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話京腔尚易，諳文獻典故尤難。倘十二釵冊、十三燈謎、中秋即景聯句，及一切姓氏上著想處，全不理會，非但辜負作者之苦心，且何以異於市井之看小說乎？

這段精闢之論，雖然是對當時人說的，但既使到今天，對廣大讀者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周春所說的“官話京腔”是指《紅樓夢》的語言文字風格的地域性。如李辰冬在他的法文博士論文《紅樓夢研究》中所指出的，“以《紅樓夢》的文字論，‘北京話’給他一種不滅的光榮；然‘北京話’也因他而永傳不朽了。”就《紅樓夢》語言文字的整體風格而言，周李二位的見解無疑是對的。如果仔細品讀《紅樓夢》，我們還可以從小說中找到南京的下江官話和吳儂方言。這種現象除了作者曾經在江南生活過的原因之外，恐怕與小說所描寫人物的生活環境不無關係。例如，小說開篇就從姑蘇寫起，林黛玉生於蘇州，長於揚州，寄居都中，語言中偶有吳儂方言自在情理之中。

人們閱讀《紅樓夢》、研究《紅樓夢》首先接觸到的就是語言文字，因此熟悉（通）“官話京腔”的形成歷史、結構特點，表達形式，乃至它的特殊文化意蘊，對解讀小說思想意涵和藝術成就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早期脂評抄本中有許多特殊用字，準確地傳達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態動作，極具北京話的特色。程高本和近年來出版的某些校訂本忽略了原作者用字的特點，將一些鮮活文字改得平淡無奇，雖然更近於白話口語，但卻失去了原著文字綿長的韻昧。因此，我一直認為恢復《紅樓夢》早期面貌，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恢復它的“官話京腔”，使之成為原汁原味的“北京話”。或許有人認為這樣作是一種“復古”，我則認為這是“復”曹雪芹的“古”，而非保留後人的某些亂刪亂改。倘若這一願望能夠得以實現，我想總比花了寶貴時間在那裡“猜苯謎”要有意義、有價值！

同“通官話京腔”相比，正如周春所說“諳文獻典故”需要讀者或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坐下來靜心地讀點書。就一般讀者來說，時間、精力和讀書條件都有相當的困難，所以這就需要有一批甘心從事學術的人潛心於此。《紅樓夢大辭典》的出版無疑為讀者的閱讀提供了一部有益的工具書，其功不可沒。但是我認為僅僅有這樣一部工具書還遠遠不能滿足閱讀者的訴求。特別是由於今日人們的生活節奏已經加快，閱讀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更加需要透過各種有效渠道和傳播形式向大眾普及相關的知識。學術固然有它的獨特性、崇高性，但學術不能遠離時代、遠離社會、疏遠大眾，而就小說《紅樓夢》的研究來說更應該如此。從“紅學”歷史與現狀來說，每當研究的內容疏離“文字”，成為政治的、經濟的“奴僕”，乃至個人的名利場的時候，這門學問就失去了它應有的生命力，進而招致大眾的輕蔑和詬病，這個教訓是沉痛的。本書的寫作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完成的。

在“紅學”這塊沃土上，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閱讀者，我既不想作舊紅學的俘虜，也不想作新紅學的崇拜者。我走的是自己不斷摸索前進的路，儘管它充滿了荊棘，甚至有時虎狼當道，但我寫的每一篇短文中都努力作到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結論。未來，我仍然要堅持把《紅樓夢》一書“探測”下去。正如歌德所說——

“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去探測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20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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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松並茂祝瑤峰

雙松並茂祝瑤峰

——程偉元繪“雙松並茂圖”

近年來，在北京和臺灣省相繼發現程偉元的指畫《羅漢冊》及祝壽圖。最近，遼寧省遼陽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行又在所藏文物中新發現了程偉元畫的一幅“雙松並茂圖”。

新發現的“雙松並茂圖”。是裱在一個七折的雕花立屏上的。畫面由兩株挺拔枝茂的蒼松組成的，下方鈐有兩顆程偉元的名章。從畫面的內容、風格、名章等方面考察，“雙松並茂圖”同臺灣省發現的那幅祝壽圖的內容和風格頗一致。又，根據立屏上的有關題款，可知此畫是為祝賀王爾烈七十壽辰而作，時間是清嘉慶元年。

王爾烈，字君武，號瑤峰，奉天府遼陽州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三十六年（177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充四庫全書處及三通館纂修；嘉慶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教瀋陽書院。嘉慶六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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