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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來北京的時候著名的“非典”已經發生,那段時間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戰爭的新聞,每天都會上網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況,也瞭解美國在伊拉克打得怎麼樣了,同時也思考,美國人的行動合理嗎?符合道義嗎?日本駐華使館在官方網站上公開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國,並聲稱繼續居留在北京或許難免有生命的危險。我毫無猶豫地選擇留下來。我從小就不大受這類官方指令的影響,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規避責任嘛,我憑什麼要被動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導權得了。我給家裡打電話,跟父母商量,父親說:“你千萬不要回來!一是機票很貴,浪費錢;二是應該親自經歷一下‘非典’形勢下的北京,這將成為人生中很寶貴的經驗。”母親有些擔心,但我安慰她說:“沒事,別擔心。”我的第一判斷跟父親一樣,能夠親歷“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經歷,為何要避開呢?我病了,後果自負唄,人生本來就是充滿不確定性和突發性的嘛。我不怕什麼。周圍幾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都回家了,中國人也儘量不外出,在這樣緊張的情況下,我每天堅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帶什麼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沒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非典”陰雲籠罩北京後,北大的課程幾乎都停了。記得當時流傳一個訊息,說經濟學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離了,氣氛十分緊張,但我的任務卻始終不變,就是全力以赴學好中文。在那種大家集體處於恐懼和焦慮的情況下,我也做不了什麼對外交往,除了參加一些北大對外漢語教育學院的老師部分開放的漢語課程,我基本都是自學漢語。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用半年時間把漢語提高到與中國人交流、討論沒問題的水平。
與“非典”有關的日子(2)
來到北大後,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這樣安排的——
每天早上6點鐘起床,晨跑一個小時,回來洗澡,吃早餐,出去找賣冰棒兒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學校,一邊吃飯一邊翻字典,這段時間持續兩個小時,然後再去不同的小賣部,跟阿姨們瞎聊,聊到下午5點鐘說“再見”,回學校。回校後,找校內的保安朋友要一份當天別人看過的《人民日報》,順便跟他聊一個小時,然後去食堂吃飯。回到宿舍大概7點鐘,開始翻翻《人民日報》,也不查詞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從頭到尾翻一遍,大概瞭解上面說什麼就可以了。11點把收音機拿出來,(那是在家樂福花80元錢買的,要插電線的,因為電池的要花電池費,因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電也沒有限制,我就選了這種有電線的收音機),我帶著耳機入睡,我把這叫做“睡眠學習”。別忘了,人在睡覺的時候,腦子是繼續活動的。而且,據說“睡眠學習”能帶來特殊的效果,我雖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從未看過什麼有科學依據的研究成果,但帶著耳機邊聽邊睡起碼有催眠功能吧。再說,耳朵上戴著耳機已經成為我來北京後的一個生活習慣,除了上課,我幾乎所有時間都是戴著耳機聽廣播的。開始還覺得這樣走路妨礙觀察周圍人的生活——這種觀察對我瞭解中國街頭文化很重要,儘管如此,最終我還是決定戴著耳機聽廣播,只要聲音不開得太大,邊聽廣播,邊觀察生活,感覺真的收穫很多,什麼都不耽擱,我就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習中文上了。
曾經有許多人問過我學外語有什麼“秘訣”。現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沒有任何秘訣,迷信秘訣的人不適合學語言。學語言就像馬拉松一樣,是漫長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適合學語言。反過來講,擁有自我,也就是習慣於自己決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擾,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的人比較適合學語言。對於學語言來說,最好的教科書就是你的經驗,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識,你的經驗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內形成嗎?不可能,所以我說學語言需要耐心,需要積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從來不認為語言是靠“學習”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觸”而掌握的。“接觸”一詞,英文叫“contact”,我說的不是單方面的接觸,而是多方面的接觸(multi contacts)。語言是透過多方面的不斷接觸才能在自己心中紮下根來的。因此,看電影、電視劇、動漫,看書、看報、看雜誌,聊天,旅遊等等,都是學習語言的好途徑。因此,我們面對陌生的外語,就需要堅持開放與好奇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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