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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理解，為何他二叔偏偏喜歡“坐則仰，偃則伏”的超級大胖子高延宗了。蘭陵王低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還與他童年時遭遇父親橫死的變故有關。作為把持東魏命脈的大丞相高歡的長子，他的父親高澄從小就得到政務上的歷練，16歲時便任京畿大都督，入輔朝政，加上其“器識不凡，機略嚴明”的才華，很短時間內就使得“朝野振肅”。29歲時，他更是以大將軍身份兼相國，封齊王，並加殊禮，即“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可謂登至人臣的最高位置了。可年少得志、野心勃勃的高澄並不滿足，把控軍政大權的他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因此根本不把

東魏的孝靜皇帝放在眼裡。有一次，他不懷好意地拿了一大杯酒，強行給孝靜皇帝勸酒。孝靜不高興地說：“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高澄一聽便大怒，大聲喝道：“什麼朕！朕！狗腳朕！”罵完竟還讓身邊的侍臣崔季舒打了皇帝三拳，然後“奮衣而出”。這還不算完，事後高澄讓崔季舒“入謝”，孝靜覺得惹不起，只好忍氣吞聲賜其彩帛。那麼賜多少呢？崔季舒還得請示高澄，高澄說那就取一段吧。孝靜給了400匹，可高澄還說：“亦一段耳。”由此觀之，高澄是那種“得勢不饒人”、飛揚跋扈的主兒。這種太過“高調”的自負性格，也讓高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日，他與幾位心腹在城北東柏堂裡密謀如何受禪當皇帝時，一個叫蘭京的廚子奉命進食，高澄也不知為何看他不順眼，就順口對身邊人說道：“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卻。”蘭京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他是梁國將軍蘭欽的兒子，因戰爭為東魏所虜。蘭欽想用錢財贖之，可高澄不許。可能在他看來，他要的就是一種勝利者的驕傲感，想看的也是失敗者的屈辱相。因此蘭京求請好多次，高澄都不准許，後來還打了蘭京一頓，並威脅他“更訴當殺爾”。此次高澄的命令，使得絕望的蘭京不得不鋌而走險，他集合六名同黨闖進堂裡，將高澄刺殺。對於這一蹊蹺的刺殺事件，因為太多的巧合而令後人一直存疑。譬如在事發前幾日，城裡就有童謠四處流傳：“百尺高竿竿折，水底燃燈燈滅（澄字的拆解會意）。”另外，還有侍臣崔季舒在諸大臣於北宮門外等候上朝時，竟無緣無故哭誦鮑明遠詩句：“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因此，高澄的死，最大的可能是緣於一場蓄謀已久、計劃縝密的政治謀殺。那些看似迷信的謠言，恐怕只是政敵精心籌劃的心理戰罷了。父親的橫死，對蘭陵王的性格形成和處世態度的影響是深遠和巨大的。無論做人，還是處事，若太過張揚、太過高調、太不把別人放在眼裡時，都有可能讓自己隨時陷入“絕地”。由於身份特殊，估計也嚐盡世態冷暖炎涼，所以蘭陵王很懂得體諒別人，正因如此他將軍做得不像將軍，王子也當得不像王子。史載他“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這說明他是那種能與將士同甘共苦的“親民型”皇家幹部，並且蘭陵王的寬厚仁義，絕非只是擺擺樣子。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他對“政敵”的態度。當初他在瀛州（今河北河間）時，行參軍陽士深上表告發他貪贓枉法，他也因此被免官。等到他東山再起，引兵進攻定陽時，陽士深剛好在他的軍營中，因此很害怕蘭陵王會藉機殺了自己。但蘭陵王卻為此安慰他說：“吾本無此意。”可陽士深心裡還是不踏實，央求懲罰，蘭陵王只好找了一個小過失，打了陽士深20板子，好讓他安下心來。《北齊書》還記載了一個關於蘭陵王很“平民化”的動人細節。說是有一次他上朝時，跟隨他的“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事後蘭陵王竟不以為意，“無所譴罰”。由此觀之，他平常對待下人，也一定是非常寬厚仁慈的；要不，奴僕是不會有這麼大的膽，敢把他這樣的王子不放在眼裡。在君臣有別、等級森嚴的封建王朝，特別是北齊那樣“不把人當人”、動輒砍頭的瘋狂時代，蘭陵王溫情和寬容的一面，煥發出溫暖的“人性”光輝，更顯得難能可貴。

雄奇的將軍

當然，低調只是蘭陵王以求自保和安定的一種人生態度。在看似柔弱面貌的背後，他還擁有一顆“奔騰”的心。畢竟，他所處的時代，他所在的位置，都不允許他柔弱，否則人生的格局太過狹小，成功的機會也太過渺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齊政權所處的客觀大環境使然。除卻在中原地區，與南陳、北周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外，北部庫莫奚、東北契丹、西部山胡、西北部柔然等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也都是虎視眈眈，不時騷擾其邊界。這就使得層出不窮的戰事成為北齊政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何況這個靠軍功起家的家族集團，更是以驍勇善戰著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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