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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踐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險。改革者經常斥責娼妓業剝削婦女，是國家的恥辱，甚至就是中國國力單薄的關鍵問題之一：　人們論證說，如果一個制度竟允許將婦女當成下等人，那這個制度必然只能產生弱國。 這一階段，報紙和通俗小說家開始對娼妓業中不那麼享有優裕待遇、不大受到保護的部分投以更多的關注。關注物件的轉移與另一種文字形式的興起有關。當時揭露醜聞黑幕的新聞報道和小說有了較大的發展，其讀者群是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揭醜文字關注形形色色的社會罪惡與不幸，例如討飯、不講公共衛生、虐待傭人、賣淫等等，當然還不止這些。在這一階段，將權力擴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領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業。至少它們對涉及娼妓業邊緣的現象，如將“良家婦女”賣入娼門或所謂危害公共秩序的馬路拉客等，實行了監管。到了40年代，娼妓與正經人已經截然有別，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涇渭分明。娼妓已被歸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範疇。 我們對這一系列變化敘述得有條不紊，這似乎意味著變化的過程井然有序，可事實不然。將娼妓業描繪為歡場和危險地帶的文字其實相互交錯，同時存在。但是，不管怎麼說，對混亂和危險的關注增強了，對之加以管理節制的管理制度搞起來了，這些都對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歸屬和她們的行為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事實上，關注的眼光和管理的加強甚至影響到什麼樣的人可算娼妓的問題。人口流動模式的變化和經濟機遇的變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數增加，也使人們對之更加恐慌。然而上層人士觀念的變化，他們將婦女地位和國家實力的強弱聯絡起來的看法，卻創造出一種話語，它使娼妓人數的上升獲得了特定的意義。這種話語甚至就用“妓女”這一現在最為通用的詞指稱這類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詞。社會上層設立了新的機構，負責對妓女進行分類、改造或管理，這些工作又構成了妓女生活的具體環境。上海娼妓業是有豐富內涵的交匯點，可以從中探索有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互相糾纏在一起，因為單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對娼妓生活產生決定作用的。

第一章　導言（三）

歷史學者的知識建構 本書的核心問題是調查研究有關事物的知識是如何獲得的，之後如何被記憶起來，再後來又如何得到歷史學者的理解、同時經過其再創造而重新面世的。這裡，書寫地方史和國別史的作者必須面對現行的史學實踐這個更大的問題。後結構主義引發的認識論危機看來在許多學術領域已現頹勢，可就在這樣的時候，它卻被歷史學那最老頑固的學科拾了起來。儘管趕了晚班，歷史學者的痛苦卻還是那麼真切。他們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觀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來的過去，那為什麼還要書寫歷史？如果並不存在什麼客觀事實，那我們畢生的研究所創造的又是什麼？難道歷史最終說來不過是我們在現時塑造的表徵之集合，而這些表徵永遠都會受制於我們自己時代的種種關懷之侷限，受制於這關懷中的政治？ 這一系列問題確實很重要。但是，儘管“過去”已經不再是坐等在那裡被人發現之物，可提出上述問題的前提仍然是認定“過去”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在等著我們去觸控，使之凸現為歷史，成為一系列的文字表徵。然而，假如我們試圖去想像產生出這些有關“過去”的書面文字印痕的環境，那麼我們立即就會意識到，在我們將它們當作自己這一行的原始材料使用之前，它們早已沉積下來，進入了那個時代所進行的歷史對話了。 就以本書要寫的題目為例。我帶著一組問題走進中國近代的性勞務史，我的問題本身滲透著各方面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20世紀後期革命政權的解體，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信條和知識思想體系，其中有的系統連貫，有的則缺乏完整性。對這些影響可以作如下的粗略概述：　馬克思主義使我對歷史上的權力運作、物質生活的中心地位、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分析、下層普通人的歷史以及勞工史發生興趣。女性主義學者和活動家的著述堅持社會性別問題在一切社會的運作中佔有中心地位，娼妓業是性勞動，是一個工種。此外，研究歐洲和美國的娼妓業的女性主義歷史學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動性、反抗行為、性以及國家等諸多議題；本書加入了仍在進行的、有關上述議題的對話。我從後結構主義批評家處學到的是關注一切範疇的不穩定性，關注語言的構造作用而不僅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經對史料中無縫隙的敘述產生警惕，我本人更不會渴望創造出渾然一體、了無接縫的文章。我已經學會聆聽歷史記載中的靜默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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