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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颱風怎麼還不來？”

年年都會有颱風光臨上海，就像一位不請自到的客人。有的年頭來得少一些，有的年頭來得多一些。前些年裡，颱風一次一次光臨，都給編了號。每年第一次刮颱風，叫第一號颱風。第五次光臨，叫作第五號颱風。不少年頭，都有十一號颱風、十二號颱風吹來。颱風頻頻的這個年頭，上海的盛夏往往是涼爽好過的，也就是說，颱風在給人類帶來災害的同時，多少也恩賜一點福音。這能不能也說成是辯證法？今年以來，中國颱風也跟國際接軌了，不再叫七號颱風、八號颱風，而是也給每次颱風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麼的，名字挺新鮮的，可我反而記不住，今年來過幾次颱風了。

上海四季（4）

颱風來的時候，狂風大作，一切都似在風聲裡發顫，排山倒海，遮天沒地，怒號的大風在生氣地撒著野，風聲之大，猶如萬馬奔騰，地動天搖，勁風呼嘯著，咆哮著，聽著像馬嘶也像狼嚎，如若挾帶著暴雨，那情景，就更讓人驚駭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臺風伴著雷雨，我是在紐約的電視新聞裡看到的。那幾天，一邊坐在電視機前關切地看故鄉上海臺風掠過後的災情，一邊又在熒屏上觀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遊艇上度假歡娛。很快，上海的颱風刮過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卻在我心頭留下了颱風橫掃般的印象。

也許，大自然的天有不測風雲，和人世間的世事難測，確實是有著某種聯絡的吧。

哦，颱風。

（2002年12月）

永留記憶的旅途

這一天，有三個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們必須在早晨九點以前趕到公路邊，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車，去往紫雲縣城。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傍晚之前，趕回貴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順。

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是我，26歲；還有一個是後來頻頻在國際上獲獎的著名導演謝飛，33歲。那個時候，他僅是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青年教師；另一個人是嚮導，公社派他為我們

帶路，保證我們在九點之前趕到山區的公路邊。如果走大路的話，三十六里地，我們絕不可能按時趕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確保我們在九點以前趕到。再有兩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當天我們不能到達安順，謝飛就會誤了回北京的飛機，而我，還不知道哪裡去過元旦呢。

我們是在清晨七點三刻，吃完早飯上路的。因為時差關係，此時，在四大寨，也只不過是天矇矇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個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遠了。這地方地勢險惡，到處都是高山陡坡，懸崖絕壁。我們去那裡採訪、體驗生活，主要是因為那裡有一個土皇帝小羅山設在狗場屯上的王宮廢墟。那一個多星期，險峻大山裡的安寧、靜寂、廢荒的滋味，我們可是嘗夠了。

沿著七彎八拐的茅坡小路，我們腳下一點也不敢鬆懈，跟在嚮導後面，疾如旋風般走著。一個小時十五分鐘，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緊張的。

緊趕慢趕，我們終於在九點過二分趕到了公路邊，等了十幾分鍾，也不見招呼車開來，卻被一個牽牛扛犁的布依族漢子告之，招呼車九點沒到就開過去了。怎麼辦呢？嚮導完成了任務，要回四大寨去。而我們，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達紫雲。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間公路，得走四個多小時。不走也得走，我們就上路了。大約走了二十分鐘，身後來了幾輛運送穀草的馬車，我們和馬車伕一商量，如釋重負地搭上了馬車。

坐上了馬車，倚躺在鬆軟的穀草上，軀體舒展了，但我們的心情都是不輕鬆的。謝飛這次專程從北京來插隊的山鄉找我，是讀到了我的處女作《高高的苗嶺》，想把它改編成電影。訊息傳出去，卻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寫一部電影是多麼重大的事，怎麼能讓葉辛來改編。謝飛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他們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寫出了劇本初稿，而且一齊跑到四大寨來了。這件事的結局如何，還沒定論呢！躺在穀草上，我又憂鬱地提起了這一話題，謝飛安慰我說，這部電影總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們的馬車到達紫雲；傍晚，客車把我們送到安順。第二天來到省城貴陽，我們就分了手，各奔東西了。

儘管謝飛很樂觀，在1975年朔風凜冽的嚴冬，電影終究還是沒有拍成。《高高的苗嶺》最終改編成《火娃》搬上銀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過去以後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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