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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有兩條道路可選擇：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義國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維夫＇該城市暱稱“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潛藏著危險：耶路撒冷城內的民族主義專案和西岸狂熱的定居點建設可能會有損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傷害以色列自身，而不會給猶太的耶路撒冷帶來任何好處。＇6＇不管輿論有何變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國家一樣，有權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榮，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個國家的首都。以歷史的標準來看，一些定居點的設立損害了以色列作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監護人的聲譽。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爾在一封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公開信中寫道：“今天，歷史上第一次，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們的聖地自由地禮拜。”鑑於以色列的民主體制，這種描述從理論上講有可能是真實的。

自公元70年以來，猶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禮拜。在基督教統治時期，猶太人甚至不能靠近這個城市。在伊斯蘭統治的幾個世紀裡，基督徒和猶太人作為受保護者得到寬容，但仍經常遭受壓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歐洲列強保護的猶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儘管這種不公從未像歐洲基督教對待猶太人那樣嚴重，那時猶太人可能只是因為靠近伊斯蘭或基督教聖地就會被殺死。但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趕著一頭毛驢穿過緊挨西牆的過道，不過前提是他們必須拿到許可證。甚至在20世紀，猶太人靠近西牆還要受到英國人的嚴格限制，而約旦人則完全禁止猶太人來到西牆邊。不過，由於以色列人所謂的“情勢”，威塞爾關於自由禮拜的描述對非猶太人而言幾乎不會成為現實，他們要容忍眾多官僚的騷擾，而隔離牆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薩清真寺祈禱變得更加困難。

當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處時，他們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鴕鳥傳統——把頭埋在沙子中並假裝別人不存在。2008年9月，猶太人的聖日和阿拉伯人的齋月重合，由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來到聖殿和西牆進行祈禱，大街小巷中盡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稱這些為緊張的邂逅是錯誤的，因為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邂逅”，《紐約時報》的伊桑·布朗納報道，“沒有語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著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雙方都聲稱每個地方、每個時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裡人群才透過了”。

以過去的經驗來看，這種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常態——特別是當這座城市對於全世界來說如此重要時。今天耶路撒冷是中東的“鬥雞場”，是西方世俗主義對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戰場，更不用說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鬥爭中的地位了。紐約人、倫敦人和巴黎人感覺他們生活在一個無神論的世俗世界裡，在這裡有組織的宗教及其信眾充其量會遭到溫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義千禧年的亞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們——基督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數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啟和政治角色變得越發突出。美國充滿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時，美國也是最後一個、可能最偉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國——而且它的福音派繼續在耶路撒冷期待著世界末日，美國政府則把平靜的耶路撒冷看作中東和平的鑰匙以及他們與阿拉伯盟友關係的戰略核心。與此同時，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統治強化了穆斯林對這個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亞圖拉·霍梅尼上任，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現為伊斯蘭聖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蘭在核武器的支援下謀取地區霸權，以及它與美國的冷戰過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團結伊朗什葉派和懷疑伊斯蘭共和國野心的遜尼派阿拉伯人。對黎巴嫩境內的什葉派真主黨和加沙的遜尼派哈馬斯而言，這座城市成為了將反猶太復國主義、反美主義和伊朗領導力量團結在一起的象徵。“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權，”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說，“應該從歷史的頁面中消失。”艾哈邁迪…內賈德也是一個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選子民正義完美之人馬赫迪”——“隱遁”的第十二個伊瑪目——即將臨近的迴歸將解放耶路撒冷，實現《古蘭經》所稱道的“審判日”。

末世論與政治的交相輝映，把21世紀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選之城——置於所有衝突和願景的交叉點上。耶路撒冷天啟式的角色可能被誇大了，但隨著變革橫掃阿拉伯世界，這種權力、信仰和時尚的獨特結合，全都呈現在二十四小時的電視新聞報道中，為這座世界之城（某種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頭增加了更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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