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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三頂大帽子：“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都是不能成立的。對這個調查記，毛澤東在許多地方作了改寫和加寫，說武訓是為富人子弟辦學，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武訓的“義”

學，其實是不“義”之學，他辦學的錢是靠土地剝削、放高利貸剝削和倚仗官勢募捐來的；等等。

８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電影〈武訓傳〉批判》。文章開頭就表揚《武訓歷史調查記》“無可辯駁的邏輯的力量作出了關於武訓的科學結論，並且在歷史研究工作、社會調查工作和文藝批評工作的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範。”接著就檢查自己說：“我自己很早就看了電影《武訓傳》，但並沒有能夠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周揚文集》第2卷第91頁）然後才從兩種歷史觀、武訓和電影《武訓傳》迷惑人的地方在哪裡、電影《武訓傳》主題的反動性、武訓形象的虛偽和醜惡等幾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最後說：“電影《武訓傳》汙衊了中國人民歷史的道路，宣揚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用改良主義來代替革命，用個人奮鬥來代替群眾鬥爭，用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來代替革命的英雄主義。

16從《清宮秘史》到《武訓傳》批判（5）

電影中武訓的形象是醜惡的、虛偽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黑暗和卑鄙，歌頌他就是歌頌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愛國主義的。”可以看得清楚，這些話也都是從毛主席寫的那篇社論中引申出來的，完全是它的翻版。

武訓（1838－1896年）原名武七，山東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莊人。本人沒有文化，一生透過乞討，辦了三處“義學”，使一些窮苦人家的孩子念上了書，由此而出名。他辦學的高潮，正值太平天國農###動失敗、北方捻軍的活動進入尾聲，中國歷史進入洋務運動和改良運動時期。洋務運動和改良運動的進步意義現已為人歷史界所公認，在這樣一個歷史潮流的背景之下，武訓作為一個辦學者，雖然不能與那些洋務派和改良主義者相提並論、等量齊觀，但是他那種不為一己的私利、一心為窮人辦學，而且為此而百折不回的精神，確有動人心魄的力量，多少年來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清政府固然嘉獎過他，蔣介石固然為他寫過“頌詞”，現代中國的許多名人，如梁啟超、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于右任等不同黨派和團體的人也都讚頌過他，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冀魯豫邊區政府也曾明令將堂邑縣改稱“武訓縣”、柳林鎮改稱“武訓鎮”，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還一直在紀念他。很明顯，“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一種超階級、超黨派的國人的共同的精神財富。當然，武訓作為一個具體的個人，無疑是有其缺陷的，電影《武訓傳》以農民起義的失敗作為武訓“行乞興學”的反襯，在藝術處理上是不恰當的，指出“武訓不足為訓”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是，把它看做是政治問題，進行了長達半年之久的範圍相當廣泛的極其片面、粗暴的批判，就更不對了。胡喬木在３０多年後說：“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就周揚而言，他最初對《武訓傳》的認識看來比後來更接近於真理。現在看得明白，電影《武訓傳》的問題，完全是個文藝和學術問題，如果透過文藝界和學術界的自由討論來解決，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允許堅持自己的意見，也允許改正自己的意見，在自由、民主、平等的討論過程中逐步克服缺點和錯誤，幫助人們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這樣才有可能做到實事求是一些。用搞政治運動的辦法，一哄而上，無限上綱，不由分說，只能妨害對真理的全面認識，對必然帶來的片面、極端和粗暴也很難克服。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為後來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文藝學術中的不同意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

17在曲折中前進（1）

強調藝術規律和特點，推動創作走出低谷　在《武訓傳》批判運動中，私營電影業出品的絕大多數影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被當做重點批判的影片有《我們夫妻之間》、《關連長》。前者寫的是一個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幹部和出身工農的婦女結為夫妻，在進城後發生的一系列矛盾，透過矛盾的解決和夫妻之間從分裂到和解的過程，表現了知識分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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