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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在法國期間，她曾和未婚夫透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託人寫信勸說，甚至哀求女兒，為了父母雙親，她只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只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著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德。

1927年蘇雪林隨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後又和丈夫一起重返東吳大學。蘇雪林婚後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校長楊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學教授文化史課；同年受聘於武漢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期間，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靜的自然環境和平靜的獨居生活，使她賞心說目，心廣體胖，事業有成。她勤奮刻苦，一方面以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一方面又在教書之餘，努力著書立說，成為海內外知名的學者。

抗日戰爭爆發後，蘇雪林隨武漢大學師生遷往四川。此時，她雖潛心寫作，但難以控制自己對民族遭難——“國將亡”的憂慮和擔心，她同每一箇中華民族子孫一樣，願將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去抵禦侵略者的炮火。抗戰一開始，她便將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鬥爭的決心。在抗戰後方，人民生活極其艱苦，蘇雪林和其他教授們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飯，維持溫飽；穿的是舊衣、棉布；住的是潮溼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與之作伴；行的是十幾裡乃至幾十裡也“安步以當之”。艱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邊兩畝左右的空閒土地種菜、栽瓜，自己買了鋤頭、鐮刀、扁擔，肩挑、手搬，挖地、鬆土，播種、施肥、鋤草，終於開出了一片菜園。她種芥菜種類繁多，長勢良好，此外，還種了萵苣、莧菜、蘿蔔、蕃茄和蔥、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燒的抗日烽火，個人的生活環境卻是一派田園風光，蘇雪林也恰然自得。她在《灌園生活的回憶》（收入《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中寫道：

我本是一個用腦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個一向安坐書　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裡去，生活完全改變，覺得別有一番從未　嘗過的新鮮滋味，於是興趣大為濃厚。

田園生活對她來說，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過後卻又十分悔恨：

我那時腦力在一生中為最強，若專心研究學問，也許可以獲　得幾種專門知識；若全力來寫作，兩年內也許可以寫出二三十萬　字的文章，但因為我的愚妄無知，太受興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　陰精力都白費了。（同前）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當訊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凌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著小旗，高呼口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行列。

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歷時十八年，1949年到了臺灣，離開了她為之奮鬥半生的土地。離開大陸後，蘇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編輯。1950年第二次赴法國，為的是去海外蒐集關於楚辭的研究資料，探討屈賦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在巴黎，她依靠從國內帶去的工薪節餘，省吃儉用，但為時不久，便因經濟桔據，身體欠佳，又由於與之朝夕相處的姐姐病重，只好於1952年春乘船回到臺灣，應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赴臺南成功大學任教授，1974年退休。

蘇雪林赴臺後，長期患眼疾，視力極差，嚴重時瀕於失明，但她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作。1968年是她在大學執教的四十週年，臺灣教育部向她頒發了獎金。1978年，是蘇雪林執教五十週年和八十誕辰，在臺的安徽大學、武漢大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校友代表前來為她祝賀，並出版《慶祝蘇雪林教授寫作五十週年暨八秩華誕紀念專集》。全書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對她生平的記述和浩瀚著作的評價。既有熱誠的祝賀，也有久別重逢的真情。

二

蘇雪林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其執筆時間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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