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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後來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結婚。此處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寫給在美國的雙親的，承她在多年以後把這些信件的影印件惠贈。

（三）在新環境中保持老傳統

儘管條件艱苦，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人員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慶時一樣，在同宋慶齡的接觸中他們感到溫暖和活力。西爾維亞·坎貝爾寫道：

“我越來越喜歡孫夫人了……很幸運，這裡的會議都很不拘形式。我們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帶來了‘熱狗’（紅腸麵包）和啤酒，並且談笑風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孫夫人一星期到辦公室來兩次，我們常常進行自由的討論。”

在上海新參加工作的中國職員證實了辦公室裡這種活躍和民主的氣氛。

一位兒童福利工作者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心裡忐忑不安。她是一位偉大的名人而我不過是一個地方孤兒院的教師。但我一走進她的辦公室，發現房間是這麼小，又聽到她對我說，‘歡迎’，我就放鬆下來了。她信任和尊重我們，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關於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幾次遷址，據《中國福利會五十年（1938—1988）》一書的記載，1946年6月遷至南蘇州路175號＇按：即信中所說頤中菸草公司大樓＇201室辦公，1947年秋遷至廣東路86號＇按：即信中所說中央信託局大樓＇104室辦公，1948年下半年遷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號辦公＇按：即信中所說原霞飛路里弄內棚屋），1949年12月遷至陝西北路369號辦公。1950年8月15日，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式改稱中國福利會，遷至常熟路157號辦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憶道：

“我初來工作時不過二十多歲……從一開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並且像慈母一樣對待我。

“在當時的上海，社會上等級分明，貧富懸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橫行。但在中國福利基金會，我們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員都一樣。

“辦公室在一樓，庫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孫夫人不但去辦公室，還去庫房。我送信到她家時，不論多早，總見她在打字機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辦公室一樣，總是工作。

“國民黨造謠說她多麼有錢。實際上她一個錢也沒有。她穿著樸素——總是藍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車都不是她自己的。後來我們辦公地點搬了家，她的辦公室仍舊很小，不過六、七平方米，只夠放她的辦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帶簡單的午餐，如曲奇餅之類，還常常分給大夥吃。

“我就住在辦公室裡。她問我下了班做什麼，我說上工人夜校，她聽了很高興，問我在學些什麼、讀什麼書，還對我說孫中山是如何重視知識的。她說，‘我家裡有地方給你住，要是在辦公室覺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實際上，她是怕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晚上被抓走，因為辦公室有人（國民黨特務）監視，形勢又很緊張。

“我起初稱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對我說，‘叫我媽媽吧。’（在中國，孩子或年輕人可以這樣稱呼和父母同輩又較親近的婦女。）

“我們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總是注意到也讓我們玩兒。她常在辦公室裡安排一些文娛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愛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車送東西來，暖瓶裡是茶、臉盆裡是麵包和點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來。

“她喜歡小聚會。她說，在人多的場合她就頭痛。”①

①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的老幹部陳維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四）圍繞著戰後救濟工作的鬥爭

在救濟工作中，中國福利基金會（前身為保衛中國同盟）現在要同全國的和國際的專門機構打交道了。這些機構是專為滿足戰後的救濟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慶時打交道的那些救濟機構來，它們規模更大並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響。這種專門機構，一是世界性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主要由美國經管並提供經費和物資，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另一是國民黨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海上交通恢復正常以後，“聯總”的物資大批運到，主要透過“行總”發放。這個貪汙腐敗的機構堅持要壟斷這些物資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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