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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因為本地的製冰廠出了故障,城裡幾乎發生一場革命行動。外交官們也涼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們買冰的優待證不起作用了。他們都像苦力似的把溼毛巾掛在腰帶上,赴宴會時根本不穿上裝、捲起襯衫袖子就去了。冰廠門前每天都擺起了長龍。在街上發生搶冰的打鬥,所以現在人們都用汽車裝……常常還有揮舞手槍的衛兵保護著。因此,冰也出現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爺!”①
①同注52,1943年4月17日。
(十)親屬關係
在一年前,在一封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①,宋慶齡曾用同樣嘲諷的口氣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對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蔣夫人訪美歸來的情狀: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齡)看起來是這樣闊綽高貴、舉止又是那樣的像最時髦的名流,我們發現她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生理上的變化……她看來很會適應並且很容易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在這方面她很像克萊爾·布思(美國《時代》、《生活》雜誌主編亨利·盧斯的夫人)。”“不管人們怎麼說,她為中國做了最廣泛的宣傳,並且正如她自己對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會上所說,‘我讓美國人看到,中國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國必須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寫道:
“聽她座機的機組人員說,她帶了無數的行李,還有那麼多的罐頭,等等。但我並沒有見到一聽烤豆或……一雙鞋。我聽說,她帶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飛機’。好哇!……大概等到戰後吧。”
“然後,她指出一個政治問題:
“說正經的,她這次訪美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委員長(指蔣介石)決定在美國開展一場反對CP(指中國共產黨)的運動。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溫源寧(立法委員),要他負責這個運動。”
為了對付這樣的發展趨勢,她開始有了自己去美國一行的念頭,但正如她告訴謝偉思的,國民黨不准她去。她在給理查德·楊少校的信上說:
“我現在有兩個夢想。一個是去美國。聽說孤立主義在美國正在抬頭,所以我去也許可以有點好處……幫助提醒美國人他們的義務和責任。另一個就是去你那裡的前線。但我不是寶蓮·高黛,所以這第二個夢想也許比第一個還難實現。”①
①同注52,1943年7月16日。
這裡提到的美國孤立主義抬頭可能是指圍繞著1944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政治氣氛。羅斯福總統(民主黨)謀求第四次連任,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E·杜威競爭很激烈。蔣介石周圍的人把寶押在杜威身上,使勁支援他的右派競選綱領——羅斯福稱之為“歷史上最卑劣的競選”。宋慶齡對羅斯福很敬重,在他再度當選後她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為你幫助使FDR(指羅斯福總統)再度當選而感到驕傲。我們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將來光臨中國訪問。”①
①同注53,1944年5月29日。寶蓮高黛是美國著名影星並曾一度同卓別林結婚,這時正在前線作慰勞美軍的演出。
在此之前,羅斯福下令調回了史迪威將軍,宋慶齡對此是很感失望的①(詳見下文)。儘管如此,她還是為羅的連任而高興。
①同注52,1945年3月7日。
這裡有一個問題:在重慶時期,宋慶齡同她妹妹蔣夫人之間的關係是否很不好?不完全如此,因為她們不是所有觀點都不一致。宋美齡不論她有多少錯處,她在國民黨內不是投降派或親軸心派。她也並不同她丈夫那樣對史迪威深惡痛絕——據史迪威日記中一些記載,他相信在有些事情上宋美齡是幫他忙、替他說話的。據說,她同戴笠——蔣介石的希姆萊式秘密警察頭子——也有意見不同之處,特別是在對待宋慶齡的問題上。
據在重慶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電話監聽員的王正元回憶①,宋美齡有一次打專線電話給宋子文說,“你關照他們(指戴笠等人)一下,不準在阿姊(指宋慶齡)那裡胡來,如果我聽到有什麼,我是決不答應的。”她的聲音很高,語氣非常尖厲,很氣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馬上就通知他們。”戴笠對於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聽話,因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錢。而且,戴笠的密探們雖只是在按蔣介石的意圖行事,宋美齡的干預卻使這個特務頭子非常為難——委員長要這樣、夫人不要這樣,兩口子吵起架來,他夾在中間兩頭得罪。這是宮廷侍臣常會碰到的兩難境地。
①同注52,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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