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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史稿·食貨志》載，每有戰事，清軍的糧餉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商人們的捐助。文中說：“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

無論是在辛亥革命前後，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國內外的許許多多中國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譽為“萬金油大王”和“報業大王”的胡文虎先生“愛國觀念不敢後人”，在9·18事變發生後，率先捐出兩萬元支援東北軍民；淞滬會戰時，他又電匯一萬元給十九路軍。1941年，他捐獻國幣200萬元作為對抗戰傷亡將士的救濟款，還買了50萬元的抗日公債。在抗日戰爭中，胡文虎先生捐獻的財物是一個“巨大的天文數字”，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致電嘉獎：“情殷愛國，迥異尋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還為慈善公益事業捐款達2000萬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國夏威夷去世後，《星島日報》專門發表悼文，紀念這位世界聞名的愛國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說：

“現在胡先生雖不幸棄我們而長逝，但是胡先生的事業是不朽的。為著繼承胡先生的偉大精神，就是仁慈與博愛，這一點如何發揚光大，乃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我們希望海內外仁人君子，與社會賢達，共同匡扶，長期於成，同人不敏，竊願永久追隨。

我們謹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靈，最後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與胡文虎先生一樣，陳嘉庚先生也是愛國商人中的傑出代表。

陳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時，就捐款支援革命黨人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9·18事變爆發後，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華僑大會上發出通電，激勵華僑投入抗日愛國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華僑舉行代表大會，出席大會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被選為總會長。該會在南洋各地設有分支機構85個，總會設在新加坡，從多方面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自抗戰以來，南洋各地華僑匯款回國平均每月就達2500萬元。除了捐款外，該會還招募了3200多名汽車駕駛員和機修人員回國參加運輸工作。

在經營工商企業的同時，陳嘉庚還熱心於文化教育事業。1913年起，在集美、廈門、閩南、新加坡，先後創辦和贊助了許多學校。1924年創辦《南洋商報》，喚起華僑投入反日運動。

他不僅熱心在家鄉辦學校，而且在海外也熱心僑胞的教育事業，資助建立發展愛國學校、崇福女子學校、中華女校、南洋女中、南洋華文中學、南洋大學等華僑學校。在經商虧損的情況下，寧可企業收盤，也絕不停辦學校。陳嘉庚一生為了辦學究竟捐過多少錢，人們已經很難算得清了。與陳先生交往較深的洪絲絲先生在《陳嘉庚辦學記》一書序言中說，陳一生對教育事業所捐獻的錢，如果當時買了黃金，估計相當於現在的1億美元左右。

陳嘉庚先生有名言云：“金錢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經商30年獲利1900萬元，僅資助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就花去800萬元。

1919年，陳嘉庚先生髮表演說指出：“吾國今日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凡屬財產家，宜捐其一部分振興教育，以盡救國責任，國家存在，而後國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則為猶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殺，生命且不可保，安從而娛樂耶？”為什麼他致力於興辦教育呢？他認為這是“欲立國於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的唯一手段。

與陳嘉庚先生捐款時的大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卻過著異常艱苦的生活。據其親屬回憶，他用餐常常是一碗番薯粥、一塊紅豆腐乳。平時，他身上的現款不超過5元，從不在外頭亂花一分錢，連菜館、咖啡館也從未光顧過。他一生只看過一部電影，那是一部為籌賑會義演的片子。陳嘉庚不僅自己生活簡樸，而且要求家人也過同樣的生活，他的夫人給已經上學的兒子陳國慶買了一條領帶，被他看見了，斥為浪費，不許給兒子用。陳國慶後來自己工作，才用自己掙的錢買了一條。

1961年6月23日，陳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首都2000多人參加了公祭陳嘉庚大會，毛澤東送了花圈，譽之為“華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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