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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簡文就是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他在一次遊覽華林園時，突然想起了莊子在濠梁欣賞魚之樂和濮上釣魚的樂趣，更覺得周圍的鳥獸禽魚都像朋友一樣與人親近，於是便講了這番話。後來，“濠濮間想”成了別有會心、自得其樂的同義詞。

上至帝王如簡文帝，下至平民如莊子，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痴情，無一例外地愛慕自然，珍重生命，因為這是人之常情。然而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同，生活處境的不同，對待山水草木、花鳥魚蟲，會心所在便會大相徑庭。

譬如，以天子之尊，移情於花草，往往是唯我獨“賞”，天下奇品異種恨不得羅致皇家庭園，盡入我眼。愛之愈深，塗毒生靈愈厲，所謂會心所在，不過是填一己之慾壑而已。

秦始皇一統六國後，大興土木，為建上林苑，役使七十餘萬勞工，花木果樹，刈集一地。漢初各諸侯國國君“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漢·孔戚《諫格虎賦》）三國吳主孫皓修建園囿，所花費用動輒以億萬計。齊永元年間，東昏侯蕭寶卷因東宮焚於火，遂起芳東苑，正逢酷暑，所種好樹美竹不出兩天內紛紛枯死，便傳令向民間徵收，於是“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至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花葯雜草，亦復皆然。”隋煬帝闢地二百里建西苑，投入百萬勞力，詔天下進獻花卉，單是易州一地便進牡丹二十箱。唐武則天也曾命令大量移植牡丹充上苑。北宋徽宗為在汴京（今開封）城郊造艮嶽，徵集奇花異木、珍竹怪石，興起臭名昭彰的“花石綱”之役，其間毀人家園、取人花石、榨人錢財不計其數。這一事件在小說《水滸傳》中也得到藝術再現。明談孺木《棗林雜俎》一則記載說：“宋徽宗藝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於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御愛菊’也。”宋徽宗痴情於菊，他親手培植菊花，曾育有小朵銀色的菊品，卻視為禁臠，不準傳種到宮外。聯絡“花石綱”之役這個背景，他的愛心，他的痴情，只能令人產生反感。

不過，即便是帝王，也有值得一書之處。《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劉恆登基那年三月，下詔書說：“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顯得對莊子的思想心領神會。漢文帝是我國曆史上以勤儉節約著稱的皇帝，他親耕籍田以供粢盛。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拒不接受，在位二十四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他繼續執行漢初休養生息政策，免收全國田賦二十年，解放奴婢，免官奴為庶人，廢連坐法，除肉刑，邊關採取和親政策，以致生產發展，社會安定，史上與景帝並稱“文景之治”。前述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好書法。及長、清虛寡慾，尤善玄言，由於大司馬桓溫專權，即位後雖有抵制，卻常常怕遭到廢黜。他遊華林園時，突發“濠濮間想”，也是有苦衷的。《開元天寶遺事》說，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唐玄宗一次同諸王在竹叢間散步，看到那裡的新竹“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感嘆地說：“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壞貳心生離間之意，睹此可以為鑑。”幾個皇兄弟聽後都唯唯稱是，玄宗於是呼之為“義竹”。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三、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晉·司馬昱（2）

反之，像莊子這樣的社會下層人士，穿則布衣麻屨，居則篷門蓽戶，遊則戴天履地，朝夕與山川林野鳥語花香相處，所思所想自然大異其趣。在他看來，大自然是完美的，人應當迴歸大自然。但人由於有太多的名利的約束，為“物役”所牽累，造成了人生的痛苦。他因此呼籲，要絕聖棄智，擺脫“物役”，將身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時時沉浸在身處林野懷抱的樂趣中：“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焉！”（《莊子·知北遊》）他更重視精神上的自由，提出一個人應當堪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遊自在、無掛無礙的境地，他把這稱作逍遙遊。

莊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據《莊子》和《史記》記載，他生活窮苦，靠打草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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