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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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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出了從吳晗飲酒誤事想到其他領導同志切莫飲酒誤事的建議。聶總看了信很高興,稱讚吳晗有位好夫人!這是袁震同吳晗結婚後唯一的一次“干預外事”。

陳鬱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吳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階知識分子。他們之間友誼很深。陳鬱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間,吳晗經常邀我們一起去玩,他們談笑風生,詼諧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們說,你們兩位是不是算得上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典型?!吳晗風趣地說,他這個工農分子留過學、當過技師,知識化了。可惜我這個知識分子還沒有徹底工農化!

1969年,吳晗夫婦先後不幸去世了,兩個人去世的時間前後只隔六個月!他們結合於顛沛流離之中,死亡於沉冤未白之時,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難夫婦,言之令人泣下!

吳晗和袁震在戀愛、婚姻上表現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華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來,在神州大地上發生過多少萬代傳頌的忠貞愛情故事!吳晗、袁震夫婦與前人相比,不但毫無遜色,而且還閃耀著前人所沒有的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光輝!

(原載《羊城晚報》1982年9月11日)

李埏 心喪,憶辰伯師(1)

七七事變,我離開北平,間關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趨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國已經是涼秋了,可是南海上還炎熱得很。我坐的又是煉獄似的“統艙”,更令人難耐。因此,一上船安頓好床位,我就帶著一壺水和在香港買的一冊英國小說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書看得入神,忽然,有一個人在我的旁邊駐足停下。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三十來歲,個兒修長,架著一副銀邊眼鏡,穿一件白綢大褂的斯文人。他見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書接過去翻了一下,和我談起話來。他問我是不是一個學生,是不是學文學的。我回答我是學歷史的。他就說:“這船上有一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你認識嗎?”我說:“我讀過吳先生的文章,多次聽到師友談及他,卻沒有見過。”他接著說:“你要不要見見吳先生?要見,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見吳先生,於是跟了他到二等艙去。這位熱情而和藹的先生,原來是文學家施蟄存先生。

艙房裡,像今天火車上的“包房”那樣,有兩張窄窄的床。辰伯師正坐在一張床上,看著一本書。施先生一進門就說:“吳先生,這是一個學歷史的學生,回雲南去的。我帶他來看你。”辰伯師放下書,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讓我坐下,開始和我談話。

我過去從他那老練的論文中把他想象為一位年紀並不很輕的學者,可是一見面,原來還是一個青年呢。他那時才29歲,只比我長6歲。我像往常對老師那樣,敬謹地面向他坐著,問什麼答什麼。可是他熱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強烈地感到,他是那麼爽朗,那麼和藹,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從這時起,一直到昆明,我總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訴我,他和施先生是應新任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之聘,到雲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變前已接受了聘書,因戰爭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時才去昆明。關於熊先生出掌雲大之事,我已經知道。這學校原是唐繼堯創辦的私立東陸大學,師資不足,規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來呼籲整頓擴充。這一年,龍雲、龔自知等決定把它改為省立雲南大學,聘熊先生為校長,一切按照外地國立大學辦理。熊先生受命後,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選了許多學者,聘為教授。辰伯師、施先生就是其中的兩位。辰伯師原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堅約,清華大學同意讓辰伯師請假到雲大去,所以在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師很健談,又精力充沛。幾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談,誨我不倦。記得,最先談的是戰局。我告訴他我所目擊的日寇進入北平的情景。他聽後憤慨無已,激昂地說:“哼!東北淪陷,不抵抗;華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節節進逼,沒有止境。看來,南京、武漢也將為北平之續。蔣介石只顧打內戰,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著,他引古證今,縱談起歷史來。大意是,從歷史上看,以弱御強,只有武裝民眾一法。當他談到宋朝的時候,卒然問我:“你知道宗澤嗎?”我說:“知道一點,在《宋史紀事本末》裡看到他守汴的事蹟。”他又問:“你知道他是哪裡人?”我說:“不知道。”然後他說:“宗澤是浙江義烏人,和我是同鄉。他之所以能抗擊金兵,堅守汴梁,原因就在於他聯合並領導廣大義軍。宋朝的禁軍那時已經完全喪失戰鬥力,只有義軍才能抵抗。”於是他講了許多故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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