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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所真正需要的。孔和尚不認為上海人天生缺乏幽默細胞——上海人本來也都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嘛——而是百年來上海在中國現代化程序中所擔負的沉重任務使得上海人難得輕鬆。毛澤東時代，東北三省曾經創造了全國三分之一的產值，東北人覺得很牛。而上海一個市，就創造了全國六分之一的產值，這是真刀真槍幹出來的，也是精打細算省出來的，所以，我從來不嘲笑上海發行過半兩的糧票。只要是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誰沒得過上海的好處呢？如今，上海人開始休閒了，捨得花380元去聽周立波而且捧周立波了，這就給了周立波一個百年難逢的契機。周立波表演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基本功要多深和會學多少方言、會唱多少戲曲，而是敢不敢批判當下的黑暗現實。二人轉在北方到處受歡迎，其中確實有些低俗的因素，但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二人轉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沒有什麼是二人轉演員所不敢諷刺不敢糟蹋的，這就給廣大觀眾提供了一個發洩憤怒的空間。而周立波迄今的節目主要還是一些不痛不癢的生活諷刺，特別是暗含著大力歌頌改革開放、歡喜讚歎今非昔比的主旋律，政治立場基本正確，相當於一個上海市政府的“滑稽托兒”，或者說是“政府白相人”。這一方面不能使觀眾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也必然影響藝術構思和創造。把周立波的節目分解來細讀，幾乎沒有什麼獨創性的笑料和一針見血的包袱，都是連一些普通主持人也會的簡訊水平的幽默，讓人稍微一樂而已，心裡的感覺是“這位哥們還行”，給80分吧勉強，不給80分吧又不忍。其撞擊人心的效果，非但比不了東北的二人轉、京津的相聲大鼓，也比不了巴蜀的龍門陣和江南的評彈，聽那臺下的笑聲，多不夠爆，用錢鍾書的話說：跟著笑的居多。節目中普及一些知識當然也好，但是那種大路貨的知識很有可能隱含著錯誤。張口閉口不離市場經濟和股票房子，就跟上海高考作文題“金融風暴中的我”一樣，未免也太掉進錢眼裡了。如果周立波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允許的範圍內”適當增加針對主流文化、上海文化的批判色彩，哪怕敢於解說兩句“甕破公如瓦，閘開甲落門”的典故，則必名垂當代中國藝術史矣。

孔和尚是東北人，這番話可能會讓上海朋友疑心有點不公正，那俺就引用一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的文化大師之言來助陣吧。餘秋雨先生在《關於趙本山的表演》中高度稱讚趙本山是“當代傑出的喜劇表演藝術家”，並總結趙本山的藝術成就有四：宏觀的喜劇判斷能力，準確的角色心理塑造，成功的外部體態造型，靈動的舞臺行為節奏。餘秋雨談文化，好幾個人給他挑錯，但戲劇是餘秋雨的本行，他對趙本山的這番評價，可謂是高屋建瓴，洞若觀火。希望周立波不要滿足於當前的本地上座率，不要滿足於在滬語的一畝三分地獨步翩躚，更不要在乎上不上娘希皮的春晚。不論自己藝境的提升還是今後帶徒授藝，倘能在餘秋雨所說的這四個方面潛心精進，那就真的是前途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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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記殷佔堂先生（1）

番茄為什麼這樣甜？

2007年的金秋，在林祁博士東京的家裡，當我接過大名鼎鼎的“爽健堂”堂主的名片時，讀出上面的“殷佔堂”三個字，腦子裡立刻創作出一條謎語：番茄為什麼這樣甜？番茄一般都是酸的或者酸中帶甜的，那麼為啥這樣甜呢？你說為啥？——因為蘸了糖唄！於是，我就記住了“因蘸糖”這個名字。

很多同學親友稱讚我博聞強記，阿憶等人，還編造了孔慶東過目不忘的神話。其實我的機械記憶力並不好，電話和門牌一般記不住，能記住的東西，大半都靠著“形象記憶”。特別是人，往往跟一個人已經很熟了，卻仍然管老鹿叫老馬，管老桑叫老槐。所以，我喜歡用人名編謎語或者開玩笑，這樣，我就記住了大部分親友熟人的名字。不要以為俺這是不尊重人啊，連我祖父的名字，俺也是照開玩笑不誤的。我爺爺叫“孔昭禮”，多麼大氣的名字，是給當宰相預備的。可是俺小時候弄不明白其深奧的涵義，於是就叫他“孔笊籬”。笊籬是撈餃子用的，一聽就特別親切解饞。我祖父雖然操著山東腔罵我“媽了巴子，沒禮貌”，但據我觀察，他老人家其實並未生氣，反而為他的孫子能夠把他跟餃子聯絡起來暗自得意呢。

當然，我用很多人名開玩笑，是並不告訴當事人的。殷佔堂先生也是如此。我開始叫他“殷老師”，後來就徑稱“老殷”。老殷是幹什麼的呢？一言難盡。他是電視人，他是作家，他是畫家，他是外交家，他是慈善家，他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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