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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充分理由的，於是就如實地向中央當局反映情況。知青辦公室當時已經準備好一份有關知青請願鬧事的報告，提出了6條意見，其中包括農場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頂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這項全國會議的決定，並要求雲南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解決問題。這個會議於1月21日在昆明舉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決定按“6條意見”辦事，願意走的知青就讓他們走，儘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來一些＇　當時，已婚知青（即使雙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樣）都不準走，然而他們要回家的願望是那麼強烈，致使5天內就有3000對夫妻提出離婚；李廣平編，《中國知青悲歡錄》，頁378。＇。工資增加了，撥款解凍用以改善生活條件，其中700萬用來蓋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這些決定。因此，當請願代表的自我批評在全國報章上見報之時，幾萬名知青大批地逃離這塊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後，這裡只剩下了幾百名。

當時回城風席捲全國。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風大作。黑龍江省的農墾場有47萬知青，是全國最高紀錄，那裡的返城風尤其令人驚心動魄。是從1978年11月開始的，就是說在全國會議結束之前。如同雲南省的情況，黑龍江的外來知青佔農場職工總數很大的比重，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年終勞動成果微乎其微。不僅知青滿心疑惑，政府也躊躇不安。每個人腦子裡轉著的念頭都是回城，連那些不久前還在為了“紮根”而放棄上大學機會的也不例外。紮根派本來是無上光榮，如今變得不光彩了。當時在黑龍江各農場的還有30多萬知青，幾乎全體都參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聲勢浩蕩的大逃亡，不過沒有引起像在雲南那樣的大規模衝突。原因在於省領導，他們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義觀點的影響比較深＇　自由知識分子于光遠和邢賁思當時去黑龍江作報告，公開否定上山下鄉運動；劉小萌，前引，頁736。＇，因此並沒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對知青的行動（大多數農場負責人倒是企圖阻止了）。他們寧願在當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過來的農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馮驥才採訪的一個人，說在他的農場裡就是這樣，從山東、河北、河南窮山僻壤自發過來的農民頂了知青的位子。見馮驥才，《偉大的受難者們》，頁12。＇，也不願意把“飛鴿牌”知青留下＇　這個外號在當時經常用來形容知青，帶有諷刺意味，其實那本來是一個家喻戶曉的腳踏車牌子。＇。所以，甚至在公佈了全國會議的決定後，黑龍江農場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隊知青回城的辦法。大逃亡給農場的生產及運作造成很多問題，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為了減慢回城風的速度，省政府才宣佈廢除可以病退和困退為由回城的規定。同一天，在省會哈爾濱爆發了一場遊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獲全勝，但他們的領導得做自我批評＇　見劉小萌，前引，頁736、775。＇。

上海等地的緊張局勢及衝突爆發

根據半官方訊息來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間，這場風波蔓延到29個省裡的21個＇　顧洪章等，《始末》，頁181。＇。在黑龍江，當地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衝突，這並不意味著知青都可以順利回家。實際上，回城風在知青原居城市負責人那裡受到的阻力遠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鄉人數最多的城市＇　同上，頁302。＇，那裡的衝突表現最尖銳，持續時間也最長。同時也是民主運動與上山下鄉運動錯綜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從黑龍江回城的知青，於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張貼該市首批民主運動大字報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頁4。＇。他們揭露在農村過的悲慘生活，斷言“知青上山下鄉是文革的畸形胎兒”＇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頁7。並不是Anne　McLaren　錯誤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兒”。當時反對上山下鄉的人經常會引用那一個說法。＇，並要求“翻案”，就是說糾正這項錯誤政策。他們將自己歸入文化革命受誣陷的群組裡，利用新的政治氣候來要求平反昭雪。陸續還張貼出其他的大字報，直至12月10日的遊行示威，知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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