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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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未定稿中還提出：

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

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

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

這樣的意見，顯然是與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當週恩來徹夜未眠修改好這份《意見》，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和陶鑄、李富春、謝富治、陳毅、楊成武、吳德、王任重、劉志堅等人參加的會上討論時，儘管陶鑄、陳毅等人贊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則持否定態度。結果，這份重要檔案再次擱淺，沒有發出。

周恩來充分意識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壞性的狂潮，難度是相當大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澤東支援，硬頂是不行的，必須講究鬥爭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儘量避開中央文革小組。

事後，周恩來與支援自己的陶鑄、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裡、谷牧等人商量，認為，要儘快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廠、農村原則上不宜開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主持起草的。

社論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

社論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

社論強調，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時，要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

幾乎同時，李富春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起草好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對這兩個檔案作了修改、審定後，於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進行討論。

這兩份檔案的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況，為了生產，寧可推遲進行“文化大革命”，職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業餘時間搞；檔案既不許串聯，又不許“罷官”……如此種種，其精神，顯然是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相反的。對討論透過這兩個檔案的難度，周恩來早有預料。他也想好了應付的辦法。

討論一開始，中央文革的人滿臉怒氣，對這種與“文革”目標相去甚遠的檔案極為不滿。他們百般刁難，說“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下發這樣的檔案，會給運動潑冷水。

雙方意見截然相反，會議最後沒有結果，不歡而散。

周恩來只好別謀他途。當天，周恩來將這兩個檔案以及農村和工礦企業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表示擔憂的一系列材料報送毛澤東，請最高統帥定奪。他還提議，這樣大的問題，還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毛澤東畢竟有著實事求是的一面，生產陷於癱瘓並不是他希望的。檔案在毛澤東那裡壓了幾天。9月14日，毛澤東大筆一揮，批道：“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迅即把兩份檔案發了出去。隨著檔案的發出，農村和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斂，“文革”氾濫成災的洪水，遭到了頑強的阻截。

同時，周恩來的舉措也招來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夥的不滿。他們也在尋找機會，要與周恩來等“抓生產”派較量。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

所謂“革命”（8）

廣場上的百萬紅衛兵，從陪同毛澤東接見的兩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中，聽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頭腦的紅衛兵從中感到中央領導層中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林彪的講話，極富煽動性：

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形勢越來越好。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同學們，你們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做得對，做得好！

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援你們。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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