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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賢，哥真有事特意來找你，你可不能與任何人亂講啊！”張炳卿不打算與彭石賢正面討論伯父的死，他可真是有件要緊的事，說著，從口袋裡取出十幾張材料紙來遞給了彭石賢。

彭石賢接過那疊材料紙認真地看著。看的時候，好幾次抬起頭來望了望面前的炳哥，卻始終無法開口說話。這是一封越級向上反映情況的信，彭石賢又從頭仔細看了一遍。信裡面列舉了大量事例來說明農村工作中的問題，主要講了三個方面：一是欺上瞞下，虛報浮誇；二是強迫命令，打人罵人；三是瞎指揮，勞命傷財。所有這些，張炳卿認為主要是農村基層幹部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造成的，當然，他也提出了希望上級領導應加強調查研究，密切聯絡群眾的請求。張炳卿問彭石賢：“你說這會不會被打成右派？”彭石賢搖頭：“我不知道，這怎麼說得準？”張炳卿表示，他不是右派，黨員應該向組織講真話，不然，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他告訴彭石賢，他不怕打成右派，他已經捱過了兩次辯論，他這“部長”帽子有可能給摘下來，可那也沒辦法，他不能對不起老百姓！彭石賢聽著，他的眼睛發潮，內心深處被強烈地震撼。那信中提到的也正是他見到的事實，母親、仁茂伯以及許多的鄉親在背地裡就悲嘆過，議論過，怨恨過。而反映這些情況，卻要冒撤職與打成右派的危險，這是怎麼回事呢！他之所以提不出意見來，原因在於他還不止於像張炳卿一樣看問題，難道這“大躍進”僅是個主觀主義或者再加點別的什麼就了得？不，現在是民不聊生！但他感到很難說話，也似乎不宜向炳哥透露，他一時還沒有那個膽識呢！

在彭石賢沉思不語的時候，張炳卿一邊等待他的意見，一邊翻著堆放在書桌上的一些閒書雜紙，一本舊課本的底頁上，有一首詩，張炳卿認得出來，那是彭石賢的手筆：

昨夜狂風吹屋去，

今朝暴雨毀園田，

高高在上多為禍，

不會作天枉作天！

詩的旁邊還有兩個字：“罵天”。這也許就是詩的題目。張炳卿把詩推到彭石賢面前：“你這是什麼意思？”

彭石賢只得一笑，隨即把詩從舊課本上撕下來：“上次山洪暴發時寫的，沒什麼意思——這不就沒事了。”

“你還寫下了些什麼？可全都得毀了，”張炳卿說得很嚴肅，“罵天罵地幹什麼？太不懂事！”

彭石賢點頭，表示完全接受，寫這些東西確實沒用，卻有危險，他只不過是忍耐不住情緒的發洩，而張炳卿的信，不管有用無用，雖然也有危險，但總算在為老百姓說話，是一件實在的事。於是，彭石賢再次拿起那封信來，與炳哥商量著如何選擇詞語，如何修改句式，如何增刪事例，儘可能地不去觸犯權威，就因這“為民請命”，兄弟倆還真有點誠惶誠恐的　，上午過了，飯後，張炳卿又與彭石賢討論了一會才定下稿來。但他們決定向家裡人隱瞞這件事，沒必要大家都擔驚受怕。

正月初二，張炳卿便回縣裡去了。走前，他又反覆向彭石賢強調了不要胡來，特別是亂寫不得，並透露說，那個猴頭的事遠沒有結束，縣公安局已立案偵查。彭石賢也意識到了這事的嚴重性。於是，他便用一個上午把以前亂寫亂丟的一些詩稿進行了清理，但捨不得銷燬，而是抄錄在另一個本子上，這些詩是他的血淚凝結，丟了它，似乎有一種背叛的感覺。開始，他用一塊舊油布將本子包紮好塞在房簷下的牆洞裡，一看，不行，那牆洞太淺，另找了幾個地方也都不合適，他便把紙包交給了母親：“這東西別給任何人見到，真遇著了事，你便給燒了。”母親很擔憂：“是什麼東西？你現在便燒了呀！”兒子好一陣不回話，最後還是答應了：“那你就拿它生火吧！”並隨手把紙包扔到了堆柴的角落裡。

這時，鎮上辦公室主任在門口叫彭石賢，黃大香邀他進屋，他客氣地推卻了，只與石賢說了幾句話，彭石賢坦率地承認那報道他寫不來，主任倒是沒有催逼，反倒放寬了期限：“你一定能寫好，慢兩天交也不要緊，到時再說好了。”

看來，這件事情還推脫不掉，彭石賢只得又爬上閣樓，可翻來覆去，就是下不了筆，頭腦裡什麼話也出不來，思想無法集中，這任務完成不了，他終於決定，得上左青石去。

正月初三，彭石賢一早就收拾了行李，那也簡單：被子加箢箕扁擔。母親想留住他：“主任不是給你放假了嗎？你就別急著走呀！”石賢告訴母親：“媽，那材料我實在沒法寫，你向他說，這幾天我頭疼得很——不上山燒炭更不好交代呢！”

彭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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