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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①，各類藝術有著自己的特殊規律。如果說，詩、音樂、舞蹈更重表現（抒情、表意）的話，那麼，賦、繪畫、雕塑則更重再現（狀物、記事）一些。所謂“寫物圖貌，蔚似雕畫”（《詮賦》），也許正無意之中揭示了賦與造型藝術的相似之處。所以劉勰說：“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詮賦》）。這雖然主要是就狀物“小制”而言，其實也是賦體的共同規律。因為劉勰已指出，賦是詩的一種變體：“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它發展了詩中記事狀物的成分而加以鋪陳排比，無論皇皇大賦，抑或狀物小篇，都無不“重沓舒狀”，“極聲貌以窮文”，與《詩》那種含蓄、雋永、淡雅、要約的美學風貌迥異。正是賦的這種特徵，使它“與詩畫境”而“蔚為大國”，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第五章　性情之數（3）

但是，與強調“賦體物而瀏亮”的陸機不同，劉勰似乎更注重作為“情文”之一種的賦的情感性。《詮賦》篇一開始就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這就明確指出，賦不過是詩的變體，本質上仍是“情文”，當然應該以“述志為本”，所以雖雲“賦體物而瀏亮”，但“體物”歸根結蒂還是為了“寫志”。因此賦中之“物”，也就應該是前述情物交融之“意象”。正是本之於這樣一個規定，劉勰才在解釋《毛傳》所謂“登高能賦，可為大夫”的觀點時指出，“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詮賦》）。這種強調為“寫志”而“體物”的觀點，正是劉勰關於文學表現特質的思想的體現。

同樣，在論述說理散文和應用散文時，劉勰也堅持了同一觀點。在文體論部分，劉勰具體分析了這類文學的美學特徵。例如：“頌唯典雅，辭必清鑠”，而“贊”則“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頌讚》）；銘箴以“文約為美”（《銘箴》），諧隱則“辭淺會俗”（《諧隱》）；檄移“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檄移》），封禪則“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封禪》）；再如“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採宜耀”（《章表》）；又如議對“文以辨結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隱為奇”（《議對》），等等。這裡面有許多是從形式（辭采）方面談的，但也有從情感方面談的，如誄碑要求“觀風似面，聽辭如泣”（《誄碑》），哀弔要求“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哀弔》），這兩種文體，已近於表現藝術，而雜文則更是如此：“原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嶽其心，麟鳳其採”，所以“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間，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雜文》）。這裡的“氣”，無疑是一種情感力量，即我們在以後要談到的作為“風骨之本”的精神因素，也就是《情采》篇談到的“志思蓄憤”和《養氣》篇談到的“申寫鬱滯”。因此，所謂“申志”、“表志”之文，也就可以廣義地看作一種“言志”、“緣情”之作了。

雜文講氣勢，檄移則重聲威，它應該“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檄移》），這種“武怒”無疑也是一種情感力量。正是它，使人感到威武獰厲之美。雜文和檄移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卻仍具有藝術的魅力，秘密也許就在這裡。

如果說，雜文、檄移之類強調的是情感力量，那麼，論說、議對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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