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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節省汽油，司機在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裡。1942年，在日本佔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後，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兒送回檳城，然後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後，他認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為當年海峽殖民地常年徵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後來成為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為那裡會平安無事。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為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於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里斯·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讀於萊佛士學院時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儲蓄過活，同時種些蔬菜和塊根作物。我這次旅途的全部費用，就靠半打鋤頭賣來的錢。這半打鋤頭是我從新加坡買來的，脫手時賺了一大筆。這裡的農夫正迫切需要這種鋼製鋤頭來幹活。我乘火車回新加坡時，買了一籃漂亮新鮮的蔬菜，都是新加坡無法買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直守著這籃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為數相當可觀的6萬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制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有人跟蹤我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麼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並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後頭。我始終不明白，到底是為了什麼。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極為不利的戰爭訊息洩漏出去，這就是我要離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面。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後，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僱主，也就是亞歷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為了證實我的確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視窗向下窺視，注意那兩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車就停在附近。後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後，兩個弟弟證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離開新加坡為妙。如果我嘗試離開，日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製造膠水，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的麻煩。

這種捉迷藏的遊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凌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裡頭所產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我聽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麼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面印著〃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階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聽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產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採取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於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帖帖，易於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訊息的網路都沒有聯絡。我沒有必要秘密收聽任何無線電廣播，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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