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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麼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裡頭用熱水、肥皂和乾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裡，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象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麼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絡，卻使我在政治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裡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勝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氣裝置，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乾。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一個異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後可能面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繫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後，才檢視我們的護照，然後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瞭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他嚇倒！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產黨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旅行的大好機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里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裡，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黨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訊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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