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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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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習慣於計劃經濟時期嚴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設法地圍堵進城農民,“不把他們對城市的一絲希望和對未來的一點兒信心踐踏得片甲不留決不罷休”。

潘多拉同志批評得好,提出的問題應當值得警惕,那就是製造貧窮和愚昧是要付代價的。事實證明,當今中國所發生的大量犯罪是貧窮對富裕的報復,是鄉村對城市的報復,是落後對先進的報復,是落後地區對發達地區的報復。這使我想起了聖經中的一個道理:要善待你的兄弟,一個大家庭裡,任何兄弟得病,受牽連的是全家人。當今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城市人如果不明白這一道理,那麼懲罰就等在後面。

'6',政治影響。

二百年前,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考察剛剛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時,美國的司法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指出:美國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任何政治問題都最終會變成法律問題。美國為何如此崇尚法制?這與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有關。成千上萬的歐洲移民離開了他們的故土家鄉,來到一個新組織起的社會,早先的血緣關係被打破了,以血緣和宗法維持的紐帶割斷了,於是法律自然成了移民社會的秩序維持者。

政治問題說到底是秩序問題,即用什麼手段來維繫社會成員的關係。在一個古老的村莊裡,人們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受家族和血緣的影響。因此,與此相適應的是一套宗法裙帶文化。但在現代由移民組成的大都市裡,法律代替了家族權威,民主平等代替了輩份和等級,市民文化取代了村民文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移民是對宗族血緣文化的最大挑戰和破壞,越是在移民國家,法律越是重要。熟悉美國生活的人都知道,律師在這個國家裡的能量要大大超過軍隊。打官司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國政治之所以遲遲不能現代民主化,主要是有著龐大的農民階層。人們可以仔細觀察一下,越是在那些不足10萬人的小城市裡,公正執法越困難。為什麼?因為小地方充滿了熟人和親戚。執法者在朋友和親戚面前難以打破親情。這也是當間中國社會大量違法亂紀的一個很大原因。

總起來看,農民是封建政治的社會基礎。不減少農民的數量,中國的現代民主化程序不會加快。不增大城市人口,市民社會便仍然弱小,公民社群文化便難以興起。城鄉二元化結構加固了中國社會傳統遺留下來的等級制觀念和制度。直到今天,我國社會中平等、公平的觀念依然淡薄,特權意識仍然濃厚,門子、路子、關係仍然大行其道。地方主義、小團體主義、裙帶關係將愈演愈烈。農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人優越的意識依然在社會上蔓延,歧視農民、欺負農民的現象層出不窮。這些風氣都在無形中毒化著社會道德空氣。中國要想脫胎換骨,非進行人口大調整,大交匯。無人口流動和城市化,中國社會難以真正地現代化,並且鄉村政治會日益惡化。

有一天開啟電腦上網檢視資料,無意中進到網易新聞頻道的“第三隻眼”欄目,裡面有一組反映農民問題和農村政治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題目為“農民牛一樣的苦”,是一位農村姑娘寫的,我特把它記錄在下:

“每次見到關於貪官蛀蟲的新聞,我都有點咬牙切齒義憤填膺的恨意,總在想他們肯定不是吃飯吃麵長大的,一定是吃草要不怎麼會去啃我們的骨頭,吸我們的血?我是農民的女兒,我家鄉的父老鄉親過的日子我最清楚,他們像牛一樣不停的勞作,可是過年時,總還要東挪西借才能勉強過去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是刨著地皮子養大我們姐妹的,我十六歲高二時退學,大妹十七歲讀了箇中專畢業不敢再上了,早早工作,小妹妹好不容易挨完高中,大專費用太多,我們家送不起然後三姐妹都來了廣東。可笑的是每個人的婦檢費都是幾百元,我們沒有結婚,竟然要婦檢,多好笑的事!上次被二妹告到東莞公安局,這些不要臉的眼裡只有錢的傢伙就打一槍放一炮,不去就罰我們父母,去還是不去?最後在父母的規勸下我們姐妹還是去了。

“四年後回家過春節,因為妹妹與我及我男朋友一起回了老家。幾個叔叔與堂哥一起在我家打撲克,是打著玩的,竟然突然間冒出幾個什麼派出所的,掏空打牌的與圍觀的所有鄉親袋子裡的錢。在廚房裡做飯的奶奶也沒能逃過這一劫。僅有的四十多元錢也被他們拿走了。打牌的四個人也被他們帶走,是交了2500元才放出來的。可是讀了高中的叔叔還是被他們打傷了,後來還說,罰了他們在冰天雪地裡做煤球家鄉的派出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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