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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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

宥亥印

張學良來到南京，頓時成了萬眾關注的人物。張學良在這一天寫了一封致蔣介石函，也是極為令人關注的——介石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鑑察。專肅。敬叩

學良謹肅

二十六日

張學良的這封信，是蔣介石要他寫的。張學良並不知道蔣介石要發表此信——張學良說“否則我不寫”。然而，蔣介石卻在報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後來，張學良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時，作了如此說明：“我寫給委員長的信，不知道他要發表的，否則我不寫。”在法庭上，張學良也鄭重地說明了自己送蔣介石回京，“我個人的生死譭譽，早已置之度外”。張學良聲言：“我對我們之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　蔣對西安事變作了“書面對話”

在報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

前文已經提及，此文在南京見報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陽發表則是二十六日。此文剛一在洛陽

發表，迅即傳入保安窯洞。——中共從國民黨電臺的廣播中獲悉。

毛澤東細細讀罷，馬上作出反應。二十八日，毛澤東寫出關於《對張楊的訓詞》的評論，最初以《毛澤東對蔣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談話》，二十九日刊載於中共機關報《鬥爭》上。此文後來易題為《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收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對張楊的訓詞》和《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是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一場特殊的“書面對話”。雖說《對張楊的訓詞》是陳布雷代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蔣介石的意見，而毛澤東倒是向來自己動筆，無須秘書代勞——只是他的講話稿要秘書整理而已。現把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和毛澤東的《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加以剪輯編排，形成一篇耐人尋味的“蔣毛書面對話”——

毛：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宣告，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蔣：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曆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宣告，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

蔣：餘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餘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於國家民族有利益者，餘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毛：蔣氏宣告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

蔣：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餘已明瞭爾等實系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餘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

毛：然而蔣氏宣告中又有西安事變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系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三字作何解釋……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因此，我們勸蔣氏將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將“反動派”三字改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實，較為妥當。

蔣：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

毛：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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