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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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在涼亭裡忍受著不時隱隱然傳來的尿騷味,我心頭出現了這樣幾個疑惑:倘若那一架隸屬於“民用航空公司”的一六號班機並非出於機械故障而爆炸失事,而確有人為引爆的嫌疑,則何以一直未見真相公佈?如果的確是大陸間諜所為,那麼公佈出來,不正是提醒大家注意防範“匪諜”的最佳例項嗎?假設我老大哥的判斷為真,則“天地會那些王八蛋”為什麼要對一堆電影公司的大老闆們下手呢?再者,假設下手的物件僅應及於龍芳這老漕幫的光棍一人,而其餘皆冤枉陪葬,為什麼汪勳如會在他的著作的末章提到這件案子呢?顯然,他在那則記載中暗示:他才是引爆那架班機的人原本想要置諸死地的目標。於是,我連忙展卷、繼續讀下去——
“這一次空難是一個全臺灣矚目的事件,也是一個真相湮滅不明、隱情覆沒不彰的事件;因為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心目之中,它是孤立的、偶發的,沒有人會將之和其他曾經發生過的,以及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併合觀察。不作這樣的觀察,便更難追討出單一事件的原因。
“筆者之所以於本書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天地會在其發展過程中對汪家醫從事迫害,且不斷經由挑唆呂門醫對汪家醫進行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揭發天地會黨人不徒為損毀一部醫道而製造了諸多毀滅性的災難,同時更藉由社會大眾對於個別災難的健忘而消匿其元兇大惡的本來面目。
“這些災難都是歷歷可數、班班可考的。例言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筆者於臺北市館前路所開設之‘河洛漢方針灸醫院’忽然闖入強徒數名,翻箱倒篋,將院中一應設施悉數搗毀,但並未取走錢財分文。為首者是一姓名為‘羅德強’之男子,該男子於離去之前留下了一句恐嚇言語:‘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然而在出言恐嚇之後,此人不慎失落其任職於日本駐臺機構警衛之職員證一枚。筆者立即報警處理。當日下午六時許,‘羅德強’又返回醫院,意圖奪回失落證件而與正在勘察現場之刑事警員發生衝突,力不能勝,躲入醫院對面一幢十一層高的大廈之頂,與警方對峙十小時,最後在十一月八日清晨五時許刻意避開消防安全網而墜樓殞命。
“原擬深入追究此事首尾的檢警人員於三日之後至醫院告筆者曰:‘羅德強’既然已經自殺殞命,這宗毀損的案子便應宣告撤銷。筆者堅辭不允,檢警人員卻告以:‘如果羅某背後並無主使人,則此案沒什麼好再追究的;若有主使人,也是你我追究不起的。’
“這個以‘精神異常男子跳樓自殺’結案的事件之後五日,國民黨‘九全大會’在臺北近郊三軍大學中正堂召開,首日選出張道藩、谷正綱、周至柔、張其昀等十九人為主席團主席,天地會來臺第一支流哥老會的總瓢把子洪達展亦名列第一後備副主席。這洪達展由此而得以運用其在政界之影響力,促請大老陳公立夫成立國醫研究中心,以結合中西醫學為名目,發揚漢方針藥為冠冕,蒐羅家傳秘術為手段,其最重要的目的卻是迫令筆者交出《呂氏銅人簿》,並退出此道,令汪家醫永絕於江湖。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民航一六班機空難則是另一個殘酷血腥的事證。前一日,筆者恰巧在臺中第二市場為一抗日老將軍診療腦溢血宿疾,適有臺灣電影製片廠廠長龍芳打電話至該老將軍府中致問候之意,並告以渠正陪同亞太影展貴賓往中南部參觀訪問,回程將由臺中飛北。老將軍告渠:‘痴扁鵠汪勳如現亦在此,何不遽來舍下一敘?’龍芳聞聽筆者亦在,即令接聽,並告筆者:那‘羅德強’案已有眉目,非但同洪某有關,恐亦與日本方面若干政治行動亦有關。這是祖宗家門光棍效力打聽出來的,惜不便在電話中長談,又不能辭貴賓而別去,索性約定次日同班飛機返臺北,可於程途之中具實相告云云。筆者正電話中許諾了那個約會,並請龍芳代訂機票乙張。但是當夜老將軍病發轉篤,筆者不得不爽約未行,殊不知一六號班機便這麼爆炸墜毀了。
“設若災難僅止於此,筆者或許仍未警惕醒悟,然而一九六五年八月荷塘之會的那個夜裡,萬老爺子硯方無故殞命,世人皆諱莫如深,真相亦云山霧沼,我等亡命天涯老兒,各自尋繹多方,可憾亦復可恨的是:耄耋之人,筋衰骨弱,智竭力窮,是不是能夠在大限之前,覓得一個水落石出的究竟?是不是能夠以風中殘蠟的餘光,照亮幾許幽深黑暗的角落?這確確是筆者殷殷切盼的。汪家醫是不是能夠避禍脫險,得一妙手而傳、而興、而淑世救人,則更是筆者殘朽的、破敗的一個夢了。”
汪勳如的這本書就終結在這樣一段充滿懊惱、怨恨和無奈意緒的文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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