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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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笠身後的“軍統局”立刻爆發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強烈內鬥。這一內鬥實肇因於早年吸收特務分子時期力求“發展組織，收攬人才”，而未建樹一超然客觀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種種以黨、團、社、行營等組織投身特務工作者各倚山頭，形成壁壘分明的角逐之勢，而有廣東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時過未幾，居然在各派之間還流傳著“某派實為幕後策動空難事件元兇”的耳語。

“老頭子”情知這個態勢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務系統，遂一舉裁撤“軍統局”，另外成立“保密局”，這便是“保”字號的來歷了。

據家父日後的鑽研瞭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階段性任務的。它不只是為了在“軍事調查統計”這一類傳統情治活動上取代原來的軍統局，還要乘機清查戴笠生前於抗戰勝利之後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現金、珠寶、產物、軍械乃至諸般民用器材。

事實上，勝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單位，名為“敵偽財產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屬軍事委員會極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預。在“老頭子”的算盤上，倘若能夠借保密局之力深羅密網地將敵偽財產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業括而囊之，便稱得上富可敵國了。這對他爾後要唾手而得之的總統之職有著至為重要的影響。於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見了原軍統局中廣東、浙江、湖南三派的領袖鄭介民、毛人鳳和唐縱，同時還指派了他身邊擔任過多年機要室主任的毛慶祥督導研究：如何在最短時間之內透過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資、產業及設施，“並經營企業，發達資本”，名目則是“以充國防，以實國本”。這四個人取“三民主義，建國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設立了一個“三有公司”。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體的兩面——由保密局清查、獲取來的一切資源皆交付三有公司處分，而由三有公司經營所得的利潤之中又自然可以撥發、供應保密局的種種開銷。這個“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動更順帶地解決了最初的人事問題——一旦有利可圖，許多爭權鬥位的特務頭子們都有了看似為身份掩護，實則確能坐收漁利的董事、經理頭銜，於是那一觸即發的內鬥便逐漸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島、重慶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為什麼是這些個城市而非其餘？這也同“接收敵偽產業”有關——正因為這七個城市裡都設定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種站，此站編制龐大，有一百六十個員額，更重要的是編為甲種的外勤站都擁有一個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聯絡的電臺。這個電臺不只是軍事或治安情報的傳遞中心，也是商業訊息的呈報單位。這也是為什麼保密局外勤甲種站總是設在三有分公司隔鄰、對街甚至同一幢樓房上下。至於電臺的裝置，便全數是由北平“四極無線電器材製造公司”生產。“四極”正是保密局接收了來、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鈴木”的日本工廠。

從“鈴木”到“四極”這一類的例子不勝列舉，家父雖時有耳聞，總以為那是共產黨造謠生事、中傷政府的慣技。不料那一夜在軍艦的官廳裡卻果然見識到“保”字號的硬場面。

司令官也隨艦長一般，一張橫二霸三的繃臉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登時垮了、皺了，嘴角也揚起來：“那麼——請問老弟臺：你這十四張憑證是‘總署’那邊發的，還是‘處’裡發的呢？”

光頭青年大約是見對方低聲下氣起來，也相應以和顏悅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會’方面發的——對不住，請二位長官別再問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說。是不是請二位長官先把那九位開釋了？免得有個閃失，當真給扔下船去，就麻煩了。”

司令官沒等他說完，已經朝一位校官比了一個手勢，後者搶忙離座，奔出官廳。這廂艦長也親自傾身上前，拉開右首木椅，意思顯然是請那光頭青年入座。

家父則在這片刻之間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這光頭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稱的“總署”，其實是“警察總署”；而“處”則是指“稽查處”。“保密局”成立之後，“老頭子”為了安撫不同派系的特務頭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縱任全國警察署長。表面上警察總署歸保密局指揮，事實上卻能自行掌控人事，打著正規化的旗幟，培訓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級領導幹部。“稽查處”則表面上轄屬於各地警備司令部、衛戍司令部，骨子裡卻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務是偵伺、防範兩種犯罪活動；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廠內非國民黨或親共勢力的滲透和顛覆。司令官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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