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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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只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現在漢朝是在大亂之後而建國的，　似乎應該略為改變周代制度的過分強調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同是這一個天下，為什麼古代與現在相比，卻會有那麼大的差距！為什麼敗壞到如此程度？估計或許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或許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呼！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天對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予：賜給利齒的動物不讓它再長犄角，　賜給雙翅的鳥類只讓它有兩隻腳，這是讓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祿的官員，不許靠氣力謀食，不得經營工商末業，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與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奪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其貪慾，更何況人呢！這正是百姓紛紛怨嘆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達官顯貴，身受朝廷榮寵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豐厚俸祿，於是憑藉著既富又貴的資本和權勢，在下面與平民百姓去爭利，百姓比得上他們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後陷入窮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風揮金若土，窮困的人走投無路苦不聊生；百姓沒有感覺到活著有什麼樂趣，怎麼能避免犯罪呢！這正是刑罰繁多卻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員，是平民百姓觀察仿效的物件，是遠方各民族從四面八方向中央觀察仿效的物件；遠近的人都觀察和仿效他們，怎麼可以身居賢人的高位卻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財利，經常害怕窮困，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狀態；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用仁義去感化百姓，這是官員應有的意境。《易經》說：‘既揹負著東西又乘車，招來了強盜搶劫。’乘坐車輛，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擔，這是小人的事；《易經》的這句話，是說居於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這樣的人，一定會招來禍患。輔政的方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統，這是天地之間的永久原則，　是古往今來的一致道義。現在，每個經師傳授的道不同，每個人的論點各異，百家學說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沒有辦法實現統一，法令制度多次變化，臣下不知應該遵守什麼。我認為，方向不同，所有不屬於儒家‘六藝’範圍之內，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禁絕其理論，不許它們與儒學並進，使邪惡不正的學說歸於滅絕，這樣做了就能政令統一，法度明確，臣民就知道該遵循什麼了！”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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