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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反革命偷盜罪。偷盜國庫大米。

我很驚訝，我說：你為什麼要偷盜國家財產呢？

他說：家裡斷了糧，就算我餓死了，我兩個妹妹怎麼辦？

一種遙遠的悲傷像霧一樣籠罩在老知青的眼睛裡。劉義扔掉毛筆，身體坐得挺直，我聽見一個破碎的聲音從屋頂深處飄落下來：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難，逃避是因為還有期待。我走過千山萬水，尋覓自由家園……這就是我寫詩的惟一理由。

6、批鬥

“文化大革命”那年，侯景賢勾結糧庫工作人員冒領國庫糧食，也就是犯了偷竊罪。這一年他15歲，被掛上黑牌子游街批鬥。他捱過許多打，就像路邊的一塊石頭，任何人都有權對他拳打腳踢。我的驚訝在於，他傷痕累累，居然沒有被打壞打殘，比方坐在輪椅上，落下後遺症、骨折、偏癱、終身殘疾什麼的。劉義解釋說：我自幼習武，家裡有個祖傳秘方，專治刀棍內傷，百治百靈。我連忙問他祖傳秘方是什麼？他說：早起喝自己小便。尿。

我們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賢被押回母校批鬥，老師還是那些老師，教室還是那間教室，他卻由當年的三好生變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發軟，頭夾進褲襠，因為他知道臺下有他親愛的妹妹，她們是他惟一的親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腳踢，但是卻無法阻擋射向妹妹心靈的利箭。他從前的班主任，一個曾經令他無比崇拜的女教師，咬牙切齒地揭發學生說：侯景賢為反動老子翻案，散佈其父曾在臺兒莊與日本人打仗的謊言。他十一歲就寫出反動詩歌《登山》，直接影射我們偉大的黨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頭重腳輕，他想大聲爭辯，說明那不是事實，他父親確實上過抗日前線，負過傷，而他寫的詩歌是一首得獎的校園詩。他沒有撒謊，也沒有影射什麼，他是多麼願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沒有人聽他辯解，也許他根本就沒有發出聲音，那一瞬間，少年人聽見自己的靈魂轟隆一聲就跌倒在飛揚的塵埃裡。

另一次批鬥是在母親工作過的地段醫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記憶裡，母親生前這座醫院保留著他們家庭最後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然而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註定要徹底垮塌。醫院人頭如潮，喇叭裡不斷響起火車一樣轟隆隆的革命口號。當他像只可憐的小狗一樣被押上臺來，臺下許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動口，有人動手，還有人又動口又動手。侯景賢看見兩個熟悉的阿姨，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會計，她們都是母親生前的鄰居和同事。女醫生揭發侯家暗藏國民黨反動匕首，以圖變天之日對革命群眾實施階級報復。女會計則揪起他的頭髮，撕他的嘴，擰耳朵，興奮地尖聲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媽是個＊……

少年人渾身血液“轟”地點燃了，他瘋狂咆哮：我要殺人！殺你們全家！

會場沸騰起來，像火山爆發。一個阿姨奮力把他的頭按在地上，像強迫牲口飲水，另一個阿姨脫下皮鞋猛擊他的腦袋。侯景賢覺得腦門轟地一炸，一股滾燙的東西從鼻孔嘴巴里噴出來，跟擰開水龍頭一樣。然而這種東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種亮晶晶的液體，俗稱“腦液”，傳統說法就是腦子給打漏了。當然這不是嚴格意義的科學理論，否則我的朋友劉義早已經不在人世了。

2000年，劉義在曼谷對我講出兩個阿姨的名字，那是兩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裡兩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劉義說，兩個女人都沒有好下場：一個在粉碎“四人幫”後進了勞改隊，另一個女兒遭輪姦致瘋。我仔細看看他的眼睛，然後問他：你還在被仇恨所折磨嗎？

他嘆口氣說：仇恨曾經改變我的一切，我無時無刻不在渴望復仇。但是後來我變了，尤其是當我經歷更大的苦難之後，我開始原諒了那些人。她們何嘗不是受害者呢？

劉義說他現在常犯頭暈，這是那個暴力時代留給他的終身紀念。

7、逃亡

1968年，知青轟轟烈烈奔赴農村邊疆，侯景賢也隨堂兄一道從昆明來到“外五縣”當知青。侯景賢原本不在下鄉知青之列，他失學已久，屬於社會青年，但是他更樂意下鄉，因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裡充斥著階級鬥爭的惡風險浪。許多年後劉義說：我必須離開城市，對我來說邊疆意味著自由。別人下鄉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獄，只有我心中充滿喜悅，那種感覺像什麼呢……像魚兒放歸大海，鳥兒飛出牢籠。

然而好景不長，一紙內地人保組（公安局）的通緝令飛往邊疆，通緝物件為“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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