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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著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著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侵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盎，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才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才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義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義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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