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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而為。無為與有為,似乎矛盾,卻合在了一起。對無為而為,一般容易有誤解,認為無為就是什麼都不幹,不作為。其實,無為而為,是以無為的心、無求的心做事,心神自然坦蕩地做事,內心全無掛礙地做事。這樣做事,當然會有為。所以說,無為而為是非常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工作態度。只是,如果我們大家不努力,不在生活和工作中學習體會,不多加歷練實踐,那麼很難接近這樣的狀態或境界。
這麼說,可不是談玄。其實,我們經常看電視轉播乒乓球或羽毛球、網球比賽,一些名將經常失態,意外落敗於水平並不比其高的選手。箇中原因,往往是沒有做到無為。他們太想贏了,或者太以為自己會贏了,往往背上了包袱。這個包袱是什麼,是想有為,或太想有為,結果是真正的沒有什麼作為。
王石經常說,當領導要做三件事:一是決定做不做,也就是決策;二是決定誰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績,享受榮譽,當然出了事情也應承擔責任。
對企業而言,“無為而治”是一個成熟的管理境界。在“無為”的前期,“有為”是一個必須的行為過程,透過“有為”來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構,其後水流則循渠道而行,無使出其左右,則“無為”可待矣。因為,在這個時候,管理的內在執行機制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隨時掌控著企業的運轉和人員的行為模式,規範著企業執行的方向,順暢就成為企業可以預期的良好外在表現。
我在與一位證券界的高管聊企業管理時,這位朋友談了個人的看法。他認為江淮汽車集團的董事長左延安是位管理行家。我問他何以得出這一結論?這位朋友只談了一點。他說,有一天下午,自己和左延安在左的辦公室談天,前後有兩個小時,左的手機是開著的,辦公室的座機也通著,居然沒有一個電話來打攪。
江淮集團不是一個小作坊,規模也不算小。作為國內汽車業8強之一,年銷售收入超過百億元,集團的董事長日常工作能那麼從容,叫人稱奇。而董事長的從容,當然是管理架構搭建合理,高管各司其職、運作得力的結果。
左延安的“閒”,源於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就是“功夫在詩外”,以“有為”之能成“無為”之功。
江淮的企業戰略和定位沒有閃失,公司一直靠價效比取勝,實施“高一點低很多,低一點高很多”的戰略。具體說,就是同類產品,國外的技術要比江淮高一點,但是江淮的車價卻比他們低很多;而對比國內的產品,江淮汽車的價格只高一點,但效能卻高很多。江淮的輕型卡車、MPV等車型就是在這一高一低之間,成功佔領了市場。
左延安多年來一直帶領江淮集團建立學習型組織。集團多年堅持實行全員參與的“40+4”培訓制度,即每週40小時工作,外加每週六上午4小時的全體員工集中學習。“40+4”激發了上上下下的學習熱情,提升了企業管理團隊的素質。無論汽車行業如何潮漲潮落,公司銷售額十幾年一直保持增長。而同時,公司管理能力的提升一直同企業規模的增長相匹配。
左延安,怎一個“閒”字了得。
與左延安相比,萬科董事長王石的“閒”則是另外一種方式。
王石偏愛極限運動,至今已征服世界7大洲的最高峰。最初,王石的這種行為曾引起股東和投資人的質疑,因為在登山期間,他無法控制和管理公司,並且,如他在探險中發生意外,公司是否會失控或產生混亂?這種行為被股東和投資人認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非理性行為,因為大家普遍認為,企業對領導人是高度依賴的,當然許多企業領導人也得意於這種依賴。
波瀾不興(2)
實際上,王石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企業領導者,他有自己獨特的理念:“我的評判標準是,當我離開萬科後,企業還能一如既往保持正常發展,這才是我的成功和本事。”他去探險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因為萬科已經進入了“無為而治”的階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構和商業模式,脫離了對某一個優秀領導人的依賴。當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認,這種“無為”的心態來之不易,因為他是一個很強勢的領導者,“退出說起來容易,其實在心理上要跨過好幾關。它需要的不僅是創業者的胸懷,更考驗一個人由內而外的多種能力。”王石說,“事實證明在我離開之後,萬科的發展並沒有出現任何異常,這說明萬科是一家很厲害的公司,顯示出在業內卓越的競爭力。”
王石經常說,當領導要做三件事:一是決定做不做,也就是決策;二是決定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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