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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週以後，“統購統銷”為政治局批准。由政務院也即當日的國務院釋出命令，將此方針昭告天下。糧食市場隨即一律關閉，而由政府取代其責，只有西藏和臺灣不在其中。這一方針的要旨在於，買賣糧食乃是政府專有的權力，其餘均為非法。農民必須依照政府所定之數量、品種和價格將自己的收穫賣給國家。縱使荒年減收亦不可免，是為徵購。假如農家由於荒年或者政府徵購過多，而至自家糧食不足食用，則政府在核準之後會酌情提取國庫存糧賣給農民。這種做法有一個無論百姓還是官員人人皆懂的說法，叫做“返銷”。城裡人亦須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量、品種和價格購買糧食，其配給之數量，因人的性別、年齡、職業以及居住地區的差異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鎮中的大約五幹萬家庭，每家均有一個購糧本，憑藉糧本方能取得糧票。本中細細註明家庭所有人員的情況，以備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糧票，則無論有多少錢也不能買到一片面包。這種制度在中國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終顛撲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義。

不過，用這種近於強迫性質的制度將糧食置於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著農民離心離德的危險的，實行起來在技術上也有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當日鄉下的自耕農戶多至一億一千萬，數量龐大而又居住分散，無論多麼有效率的行政組織，根本無法知道每一農戶的豐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戶徵取無誤？假如農民紛紛隱瞞產量藏匿糧食，政府又能以什麼辦法加以應對？

我們的政黨和政府既以組織見長，當然還要從組織的途徑去尋求希望。毛澤東具有足夠的勇氣和自信來完成這一切。他將“互助合作的糧食徵購”並提為改造農村的一翼，即把散亂的自耕農戶收攏為若干規模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著農民全部的生產活動以及生活消費，由黨的堅決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領導，其尊嚴又足以控制鄉里農民的意志。對於政府來說，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體農民。1953年12月，幾乎是在釋出了統購統銷命令的同時，共產黨又制定了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合作化的程序自此大大提前。這局面被毛澤東形容為“太多的小辮子梳成大辮子”，這樣一來，他所主張的“一翼”之戰略，也就可以暢行。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照過去方針辦（6）

然而這一戰略的真實含義在當時並沒有昭告天下。《人民日報》社論說：合作化是“使全體農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農經濟正在使一些農民“陷於貧困”。因為，以每個農民只有三畝多地的規模來說，既不能利用機械，又不能大修水利，為了自家各種各樣的需要，甚至還要在這彈丸之地種植好幾樣作物。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能夠增加一些產量，也是很緩慢的。這些都是事實，不過，對於那些剛剛分得土地的興高采烈的農民來說，簡單地這樣說說顯然不會發生作用，所以社論又發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農村裡重新造成貧與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十六個村發生了悲劇，那裡的三千七百五十三個農戶當中已經有一百八十五戶在出賣土地。（《人民日報》1953年11月26日社論《領導農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這一下就擊中了農民的要害，土地在鄉下為農民生存的基本條件，幾乎所有人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感受到出賣土地的辛酸，其慘痛可與賣兒賣女等同。

那時候共產黨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說起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會在人們的心中引起激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條道路上都是些什麼東西，可是有幾個農民說，他們真正見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什麼樣子。一個若干農民組成的代表團在這一年去了蘇聯，一回國便都異口同聲地說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樣”。這些人都是當日農村中最有號召力的勞動模範，一向以務實為本，現在則像幻想家一樣地描述著一個神奇的世界。

這些人中間有河北的耿長鎖。他去了烏克蘭，看到那裡一個集體農莊擁有兩萬畝土地還要算少的，即使二十萬畝也算平常。三個洋人開著一輛叫做“斯大林八十號”的拖拉機轉來轉去，一天居然能耕四百五十畝地，而且深達九寸。耿長鎖那雙握慣牛犁的手伸在土裡久久不忍抽出。“我們想在一天裡面耕四百五十畝地，要怎樣幹呢？”他對自己的鄉親說，要用一百五十個人、一百五十頭牛、一百五十副犁和三十副耙，而且只能耕四寸。”

還有吉林的韓恩。他的見聞更加令人神往：婦女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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