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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說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資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

的時候，一些南社社員和條約口岸的有勢力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仍然掌握著

各主要報紙。上海三家主要報紙——《申報》、《新聞報》和《時報》——

的文學副刊的編輯是鴛鴦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鵑、張恨水、嚴獨鶴、徐

枕亞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積極的社員。五四的知識分子們很幸運地

能夠在由南社控制的報紙上，宣傳他們的事業，並能贏得其他革命的報刊工

作者和梁啟超的追隨者的支援。後來他們又逐漸從鴛鴦蝴蝶派作家們的手

① 新近對這兩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見李培德：《曾樸》，和夏志清：《老殘遊記：對其藝術和意義的研究》，

《清華中國研究學報》，7。2（1969　年　8　月），第　40—66　頁。並參閱哈羅德？沙迪克帶有註釋的《老殘遊

記》的精彩譯本。

② 曹聚仁：《文壇三憶》，第　150—151　頁。關於南社的一般情況，參閱柳亞子：《南社紀略》。

① 王平陵：《三十年文壇滄桑錄》，第　5　頁。

中，奪取了各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說月報》的

內容和版面的改變。這份由嚴肅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雜誌，本來是鴛鴦蝴蝶

派的基地，茅盾在　１９２１　年擔任編輯後將它改造成了“新文學”的主要喉舌。

文學革命

當《新青年》越來越引起報刊界和學術界的注意的時候，文化革命的氣

氛早在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文學革命正式開始之前，就已經醞釀成熟。在　１９１５　至　１９１７

年這段時間裡，陳獨秀的雜誌發表了越來越多的吳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陳

自己的文章，攻擊儒家和讚揚西方思想。胡適首先提出的文學革命的主張，

受到陳獨秀的熱烈歡迎，認為是整個反傳統崇拜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胡適

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談論這一著名史實，並在無意中把自己對這一重要事件的

“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與胡適的說明不盡相同，但不可避免地

要加以引用。

當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寫的一首詩中首次使用“文學革命”一語時，他的

主要意圖只限於和朋友們對中國的語言進行學術性討論。他急於爭辯並證明

白話可以作為有生命力的文學工具。早在胡適之前，白話的重要性已經被認

識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報刊工作者－文學家，早已將它作為一種群眾啟

蒙手段加以宣傳和使用過。胡適知道這些先例，但他的確也提出了一種“革

命”性的主張——他的先驅者們或者是不曾覺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

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話的人，雖然認識到它可以作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

卻沒有承認它是文學表現的主要形式。胡適比嚴復和梁啟超走得更遠，他明

確指出在過去的千餘年中，中國文學的主流並不是古典文體的詩文，而是白

話文學。在胡適看來，文言已經是“半死”的語言，它對傳統中國文學內容

的僵化和形式上的過分雕琢，尤其是詩歌，起了助長的作用。而白話則是文

學演變的自然結果；它作為一種活語言的生命力，已經在宋朝理學家們的語

錄和元明兩代的戲劇和小說中得到證明。胡適認為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的統

一趨勢在元代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趨勢，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強制推

行和明以來的古文運動所遏止，中國文學就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口語的白話文

學——胡適把這一現象與但丁以後的義大利文學、喬叟以後的英國文學、路

德以後的德國文學相比擬。（因而以後他在芝加哥大學講學時說，這次文學

革命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因此，他相信一種活的語言是現代思想運動

的先決條件，而中國文學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換句

話說即是恢復宋朝以來文學演變的自然過程。

胡適知道白話文學本身並不能成為一種新文學；“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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