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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李澤厚也曾有過一個後來變得很流行的說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作為一個社會改革運動，它最終必須超越諸如個性解放的範疇，而擴充套件到經濟平等，以及社會和政治程序中的大眾參與問題。這種超越，並不說明啟蒙工作的不合時宜，或者文化批判註定沒有效果；讓知識—觀念走向社會，參與變革實踐，本來就是知識分子終極關懷的所在。在這裡，我們說“啟蒙”和“救亡”，就是對知識分子而言的；也就是說，啟蒙是知識分子的啟蒙，救亡也是知識分子的救亡。救亡中的知識分子，自有不同於工農大眾的特殊的位置、工作和方式；可以說，這就是救亡中的啟蒙。這裡的分界點是，當文化實踐過渡到社會實踐，文化鬥爭成了*的一部分，由是知識群體不復成為社會主體的時候，知識分子個體是否繼續保持自身的主體性，維持自治的原則；是否繼續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和批判立場；是否繼續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思考，為打破現狀也即社會改革提供可靠的精神文化資源？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知識分子運動，其中途夭折，重要的還不在於外部的“干擾”和“壓倒”，而在內部的潰敗和自身的不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當團體散失之後，中國思想知識界是否還有“散兵戰”？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2）

一個很可怕的事實是：知識分子成了五四之敵。

海外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把陳獨秀、胡適、魯迅三人當作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加以論列，應當是合適的。他們有著不同的思想淵源，不同的黨派或竟無黨派，不同的傾向和不同的風格。對於知識分子立場的恪守或轉變，色彩都很鮮明。

陳獨秀以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底色，狂飆般不羈的性格和雷霆般的處事作風，很可以當作五四的象徵性人物。他提倡“科學”“*”最力，破壞偶像，掃蕩“國粹”，有一種沖決的力量。在他那裡，國家也是偶像。對於政府、法律，以及人民的自由權利，他指出：“世界上有一種政府，自己不守法律，還要壓迫人民並不違背法律的言論，我們現在不去評論，我們要記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的言論自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只需幾句話，就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全沒有學者的那般繞彎子。“黨派運動”，“政黨政治”，也是他抨擊的主要目標。他說明所以非難“黨見”，主要出於這樣兩點理由：“其一，政黨政治，將隨1915年為過去之長物，且不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也”；“其二，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動也”。所以，他極力強調要區別“政黨政治”和“國民政治”，主張推進全無政黨背景的“民眾運動”。他把根本的政治問題歸結為以下三條：“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二是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對於是否加入政黨，他的態度，在《新青年》宣言中表達得很明確：“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辦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次年陳獨秀開始鼓吹非和平的革命；又次年，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這時，好像他有著把原來視作對立的“黨派運動”和“國*動”加以整合的意味。在新文化運動中，他一直注重團體的活動，尤其是勞動團體，致力於群體意識—所謂“新集合力”—的闡揚；相對而言，對個人意識缺乏足夠的關注。集體主義與霸權主義本來是一壁之隔，當圍繞人的個體性的問題一旦被擱置起來的時候，兩個房間的通道就被開啟了。《新青年》的同仁曾經商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幾年之間，陳獨秀和李大釗不但談政治，而且還在《新青年》之外，另行創辦了一個專談政治的新刊物《每週評論》，並與從來有意疏遠的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接近。後來，陳獨秀還置同仁的反對意見於不顧，不惜偏離啟蒙的立場，犧牲文化的利益，堅持把《新青年》辦成政治性刊物，辦成黨刊。其實，胡適也不是不談政治，他在創辦的《努力》週報上，就有對孫中山及國民黨的激烈批評。為此，李大釗致信胡適說：“《努力》對中山的態度，似宜贊助之。”並且發表文章，強調首要問題是“以中國國民黨作為中心”。事情大約正如陳獨秀所說，“既然有政治便不能無政黨”；總之，這位社會*的鬥士，已經成為政黨政治的鼓吹者了。“政黨是政治的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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