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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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道：“滿洲國皇帝基於天意，即天皇之聖意而即位，因此，必須為皇道聯邦的中心——天皇服務，以天皇之聖意為已心，以此作為即位的條件。”

文章把溥儀與天皇的關係規定為“宛如月亮憑藉著太陽的光芒而散發光輝一樣”。文章威脅說：如果博儀“不以天皇之聖意為己意時”，“則將立即喪失其地位”。文章還就日本天皇的“聖意”如何體現和執行解釋說：“關東軍司令官作為天皇的代理人，必須是皇帝的師傅和監護人。”＇〔日〕《現代史資料11·滿洲事變（續）》，美鈴書房，1972年版，第908～911頁。＇

文章的這些論調，毫不掩飾他說明溥儀只有甘當奴才，對關東軍司令官百依百順，才能保住皇帝的寶座。從中不難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偽滿政權的傀儡性質。

（二）加強對偽滿政權的實際控制

一是調整在東北的統治機構。“九·一八”以前，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機構存在著“四頭政治”分立的局面，即：關東廳、關東軍司令部、領事館和滿鐵，分別隸屬於日本內閣和陸軍、外務、拓務等省。偽滿政權建立後，為了加強對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謀在滿機關的統一。

1934年9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將在滿機構改為“兩位一體制”，即由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全權大使，廢除關東廳，在駐滿大使館下設關東局，賦予駐滿大使對滿鐵、電電公司、關東州和鐵路附屬地，以行政監督權。在關東州設州知事。在日本內閣設對滿事務局，由陸軍大臣兼局長。透過改組，統一了日本在東北的多頭政治，實現了以關東軍為中心的軍事法西斯殖民統治。為了加強對偽滿的實際控制，在關東軍司令部內還專門設立了辦事機構——第四科。

二是向偽滿政權派遣官吏或顧問充作骨幹，日本對偽滿政權各級機構的具體操縱與控制，主要是透過派遣日本官吏和顧問實施。在偽滿初期，關東軍規定，偽滿中央政府官吏限額為600人，其中日本官吏佔20％。但一些重要部門日本官吏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此限。例如：偽總務廳、國都建設局，日滿官吏比例為7∶3；偽財政部、實業部，日滿官吏比例為6∶4。到1935年5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3000人，如果算上準官吏，則達到6000人。在偽中央一級機構中，日滿官吏的比例已超過1∶1，象偽國道局日本人官吏竟達90％。在地方機構中，日本人官吏人數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偽滿皇帝溥儀身旁派駐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務是指導並支配溥儀按照日本的腔調演傀儡戲。關東軍先後擔任這一職務的有上角利一、中島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岡安直等人。其中任職最長的是吉岡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為中將）。此人“九·一八”事變前就在天津與溥儀相識，後回日本任職又與在日本留學的溥儀的弟弟溥傑交往。吉岡對溥儀的支配作用，正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所迫述的：“吉岡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透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我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我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概聽他的吩咐。我要說的話，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頁。＇

在偽皇宮內除吉岡外，還有約1/10的職員是日本人。日本職員都身居宮內要職，操縱宮內大權，就連溥儀的詔書和敕語也由通曉漢文的日本職員包辦。溥儀的任務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種文書上畫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總務廳、次長制和火曜會控制偽滿政府。根據偽滿《國務院官制》規定，總務廳系偽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負責處理偽總理直接掌管的“部內的機密人事、主計及需用的有關事項”。但關東軍卻在偽滿中央機構中“推行總務廳中心主義，強化總務廳的人事統制權。”＇〔日〕《現代史資料11·滿洲事變（續）》，美鈴書房，1972年版，第920頁。＇

1937年，日本人又在總務廳下設內務、外務、興安三個局，企圖以總務廳為中心，謀求偽國務院的集中統一。這樣，屬偽國務院管轄的總務廳，實際控制著偽國務院；屬偽國務總理領導的日本人總務廳長，卻事事凌駕於偽總理之上。

於是，總務廳便成了關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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