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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比，湘軍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它的私屬性質。曾國藩是湘軍的創始人和最高統帥，他在建立湘軍之初，就斷然改變八旗、綠營之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規制度。依照這些法規制度，湘軍的大帥和統領由曾國藩本人親自挑選；統領之下，是為營官，由統領物色；營為湘軍基本單位，全部兵士均由營官親自在本鄉招募。這樣一來，兵為營官所私，營官為統領所私，統領、大帥為曾國藩所私，透過這種遞相私屬的關係，湘軍變成為曾國藩的私人武裝。湘軍既然私屬於曾國藩，他人自然難以排程指揮。如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軍回師武漢，清廷急令曾國藩火速增援湖北清軍。曾以水師尚未練成為藉口，按兵不動，雖朝廷連下四道上諭，均視之闕如，朝廷也無可奈何。湘軍的建立，導致了“兵為將有”局面的產生，在清廷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點的權力結構上衝開了一道缺口。

隨著軍權的下移，地方的政權與財權也隨之為曾國藩集團所掌握、控制。根據清制，掌握地方大權的督撫，皆以文官選任，不得以諳習兵法戰陣的武官開列。其用意在於文人不知兵，雖授以疆寄，獨任方面，也不必深以為憂。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雖本為文人，但卻手握重兵，久歷戰陣，通曉戎機，他們的身份，已由文人變為儒將。因此他們膺任疆寄，就是對清朝定製的突破。而他們一旦大權在握，便大展經綸，開始了對地方政權的包攬把持。

在此情況下，皇權遭到了嚴重的削弱。咸豐皇帝一向自詡“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諸臣所可輕議”（梁章鉅：《樞桓紀略》卷一。），但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他對曾國藩等人的一切建議籌劃皆“言聽計從”。當然咸豐皇帝並不甘心大權旁落，於是以咸豐帝為代表的皇權與曾國藩集團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權力之爭。曾國藩以老謀深算的策略和權術與朝廷周旋，不僅保全了自己，而且極大地壯大了實力。

咸豐初年，曾國藩集團剛剛形成，儘管羽翼未豐，卻在軍事、政治、財政上表現出相對獨立的集團意志，這就觸動了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經。咸豐帝即位不久，便流露出對曾國藩集團的無比憂慮。為了抑制其勢力的膨脹，清廷對曾國藩集團採取了各種壓制措施。

首先，不輕易授予曾國藩集團成員軍政實權。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建立湘軍，東征西討，功勳卓著。因此，他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咸豐帝說：“曾國藩一人統領重兵，朕心實深懸系。”《咸豐朝東華錄》卷五二。還在湘軍出師東征時，咸豐帝特詔湖廣總督臺湧、貴州提督布克鎮嚴密監視曾國藩的行動。

其次，在軍事部署上進行壓抑。咸豐帝不僅長期不授予曾國藩等人軍政實權，還時刻提防他們居功傲上。歷史學家范文瀾指出：“咸豐帝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江北大營收功。”為此，朝廷把由綠營兵組成的江南、江北大營部署在攻佔天京，獲取掃滅太平天國首功的位置，而讓湘軍去打那些疲於奔命、勞而無功的外圍戰，致使曾國藩等人時而援浙，時而赴閩，時而入川，客寄虛懸，難以取得大的成功。

再次，限制湘軍糧餉。湘軍非國家經制之師，其糧餉基本靠自籌，很少靠朝廷接濟。然而，就是自籌糧餉，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撓。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以軍營急需，奏請撥江西漕折銀每月5萬兩，咸豐帝卻故意截留不解。由於朝廷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軍歷年欠餉高達4987500兩。因為糧餉奇絀，湘軍常常窘迫到數月發不出兵士餉銀的境地。

此外，地方官吏還秉承朝廷的旨意，從各方面對曾國藩集團進行排擠和刁難，不少地方官甚至從糧餉上卡曾國藩的脖子。

對於來自朝廷的壓抑，曾國藩集團成員皆怒形於色。曾國荃在給其兄的信中大發牢騷，表示不願“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彭玉麟則發誓堅決不受朝廷之官職。咸豐十年（1860年），綠營水師殺湘軍楊在福部官兵，激起了曾國藩集團的切齒憤怒。曾國藩得報也批曰：“此仇不可不報，若輩欺善怕惡。”趙烈文大罵朝廷縱虎食人。他上書曾國藩說：“當今之世，王綱傾覆，民生幾盡，忠臣腐心，義士切齒。”認為朝廷已不堪扶持，因懇請曾“雄略與時轉移”，“稍以便宜割斷”，乘時以出，自謀善策。那位博通經史、精於帝王之學的湘綺先生王輳г耍��嵌啻我暈⒂鍶霸���被�⒍希�∏迨姨煜露����⑸�疲�凹敖癲蝗。�蟊厥善輟薄５筆本土�����茉��躋燦腥∏迨葉���囊饌肌Ｌ�教旃����燉鈽慍梢蒼�八�粵ⅲ�猿扇�愣α⒅�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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