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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8）

政治*是顧準探索的中心。如果說張中曉發掘和利用的是中國文化歷史的材料，顧準則是更積極地向西方索取思想資源。為了發現尋找*的道路，他遠溯希臘政治史。透過比較，他肯定雅典的*傳統，而否定斯巴達的“*集體主義，集體英雄主義”的傳統。關於斯巴達，他自述說：“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複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鬥爭精神，*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相反，還因為它必定要‘砍掉長得過高的穀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穀子長得一般齊—它又不精心選種，不斷向上，卻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齊—所以，斯巴達除掉歷史的聲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學術上什麼也沒有留下，甚至歌頌它的偉大著作，還要雅典人來寫。”其實，在這裡，顧準寫下的正是對中國前途的憂慮。他說：“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鬥爭中無窮無盡的試驗與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關於現代*，顧準明確認為，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物。這首先因為，它具有“資本主義精神”。他強調這種精神，或稱思想的重要性，說：“西方思想確實善於批判。政治權威當然是批判物件。任何既得權利都是批判物件。……他們的批判，似乎總是在促進進步。他們不善感恩。……他們的話卻更多地是反對既得利益集團的。”他認為，“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的原因，在於他們不限制，相反正在發展批判”。資本主義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惟其有了這種精神，才如顧準所說，“資本主義老是在發展成長”。其次，顧準是十分看重*形式的，並不像現在有名的學者何新說的那樣：“我個人認為形式*不是評價一個國家有沒有*的惟一標準。一個國家有沒有議會制度，有沒有多黨制，有沒有直接選舉，並不是評價它有沒有*的標誌，關鍵在於實質。”大約在何新看來，實質和形式問題可以分開，所以說“當前中國的最大目標，是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要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有條不紊地解決面臨的各種複雜經濟、社會問題。當務之急並不是引進西方的代議*制”＇11＇。顧準恰恰鼓吹這種代議*制，認為這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形式；而且，又恰恰把*看得高於一切，認為所有一切都只能在“一定的氣氛”下才是可能的，而這氣氛，就是“多元主義的哲學、學術自由和*政治”。在顧準那裡，*是進步的前提，扼殺了*也就扼殺了進步。而進步是最終的。

總之，顧準是反對“大一統”的。他說：“我還是厭惡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他提出抨擊“中國思想”，張中曉稱作“中土思想”，主要目標就是這“大一統”。他比較中國和西方制度的不同，說：“他們的封建制度，是具有嚴格身份等級的一種統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統治集團之間，相互間的身份和關係，觀念上認為是由契約規定的，法學家稱之為規定身份的契約。中國，這類問題由簡單的十六個字加以解決，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權威主義，無為政治和愚民政策，都包容在“大一統”裡面，是“大一統”的派生物。顧準認為，那種關於中國可以從內部生長出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一種侈談，原因就在於這“大一統”，在中國傳統內部沒有這種變異的資源。他解釋說，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屬於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　。　想看書來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9）

顧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就必須採掘西方的*資源，實行思想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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