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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學，其主要任務是為官僚機構培養官員。不過，君主坦丁堡的大學時有時無，其作用也不正規，因而缺乏中國大學那種連續的有效性。6世紀拜佔廷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對有關神性問題的長期爭論所作的儒教式的評論，也使人聯想到中國。他說：“我認為，所有關於神性的爭論都是荒謬的、愚蠢的。人們連自己的本性都無法知道，因此，應該放棄對神性的一切評議。”

拜佔廷文化從未解決它在自己的古典遺產和宗教傾向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佔廷帝國滅亡的前夕，柏拉圖主義者吉米斯圖斯·普萊桑（約1355—1450年），對一個深受基督教及其組織約束的國家的前景公開表示懷疑。普萊桑作為一名著名的教師，在伯羅奔尼撤半島的拜佔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過了他的大半生。他夢想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恢復古希臘社會；這一社會按照經過修改的柏拉圖式的烏托邦組成，以異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為基礎。但在拜佔廷人的思想中，這種古典的、現世主義的傾向從來沒有盛行過。拜佔廷社會仍以宗教信仰為主要傾向。在這個社會中，比普萊桑更有代表性的是傳教土約瑟夫·布萊尼斯，他的佈道為當時的種種罪惡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釋：

我們的統治者不講正義，監察員貪得無厭，法官受賄，調停者說謊，市民行騙，農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無用處。婦女比娼妓還要無恥，寡婦好奇多事，婦人蔑視貞操、不守信義；青年人放蕩不羈，老年人酗酒成癮。修女玷汙了自己的稱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侶偏離了正道。……我們許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姦淫、邪惡、放蕩、仇恨、猜疑、妒忌和盜竊之中。我們已變得傲慢、吹牛、貪婪、自私、忘恩負義、拒不服從；變成了逃兵、強盜、叛徒；變得邪惡、不講正義、頑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這些東西以及與其相類似的其他東西，使我們受到上帝的懲罰。

三、拜佔廷的衰落

1025年，“屠殺保加利亞人的劊子手”巴西耳去世時，拜佔廷帝國的顯赫地位顯得無可爭辨的穩固，北部邊境以多瑙河為固定界線。該時，阿拉伯伊斯蘭教世界已經分裂，不再構成威脅；凡是西方出現的東西，與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第二羅馬帝國相比，都顯得十分原始，無足輕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後的半個世紀裡，帝國便陷入困境，大約不到兩個世紀後，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視的西方蠻族手中。

急劇倒退的一個原因是，主管各省的軍事將領的反抗不斷增長，破壞了帝國的軍事體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強大，足以控制軍隊。但他的繼承者卻軟弱無能，無力控制軍隊，尤其是在軍事將領同各省大地主聯合起來以後。軍事領將帶利用為保衛邊疆而徵慕的農民軍來反對君士坦丁堡的行政當局。作為回擊，官僚們遣散了農民軍，讓農民由服兵役改為交付現金。再用徵集來的資金僱傭外國僱傭兵，其中包括諾曼人、日耳曼人、帕齊納克人和亞美尼亞人。但與前農民軍相比，這些外國僱傭兵顯然不可靠，在支付給他們的軍餉尚來籌得時，他們經常轉而反對錶面上由他們保衛的帝國。

社會封建化的政治問題，是帝國衰落的一個密切相關的原因。軍事將領和地方地主們積聚起巨大的地產，使諸行省整個地落入少數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們經常頒佈阻遏這種趨勢的命令，以下這條由君士坦丁七世於

10世紀初頒佈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經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們無視皇帝頒佈的、由天賦的人權中匯出的法律，拒不服從我們的命令，繼續侵入農村。他們壓迫窮人，購買授予權和遺囑，把窮人從屬於窮人的土地上趕走。因此，鑑於這些情況……儘管我們的前輩已有令在先，禁止購買窮人的土地，但我們仍再製定一條法令，……所有膽敢侵入農村或搶佔窮人土地的人，必須立即交出佔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辯；無權要求賠償任何損失。……

這個命令以及其他類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簡單，貫徹執行命令的階級正是命令中所針對的階級。巴西耳二世去世後，甚至連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開始准許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人享有國家所有地用益權。這些賜地同服兵役連在一起，於是，開始形成了與西方的采邑相類似的東西，只是沒有效忠和封地。的確，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佔廷後，將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臘貴族承認，這種來邑就是他們的賜地的拉丁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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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經濟失調也危害了帝國。私人和寺院的大地產使帝國的歲入減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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