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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的謀篇佈局——從批判一切生活煩瑣，最後表達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說：“有人說吃酒有興趣，醉了怎麼樣？又有人說睹錢有興趣，輸了怎麼樣？……把我梁啟超燒成灰來作化學分析——也只有一點為學的興趣。”

梁啟超看了東南大學演的《碎簪記》後，非常不贊成，他對黃伯易說：“提倡這類悲劇，只給青年們帶來損害。你可建議侯曜，蘇曼殊從梵文翻譯印度抗英義民的筆記不少，如果綜合成一部歷史劇當更有意義。”

梁啟超在《為學與做人》中講，做人必須具備智、仁、勇“三達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因此，教育應分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識，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養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意育是磨練人的意志，保持勇氣，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懼”。情育和意育屬於德性的學問，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幾乎喪失殆盡，現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啟超譏諷現代教育是“販賣智識”的“雜貨店”。他呼籲重視德性的學問，強調要用內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師徒】

梁啟超17歲中舉，為主考官所賞識，將其妹許配給梁，可謂少年得志。梁啟超此時對訓詁詞章之學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歲時，他遇到康有為，與康長談8個時辰，感覺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乃至夜不能寐。於是他盡棄原來所學，拜在康的門下，成為康的大弟子。

康有為在長興裡設萬木草堂，聚徒講學。梁啟超也到該學堂學習，他說自己“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啟超師從康有為，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而且也是他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他說：“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

梁啟超的弟子周傳儒則認為梁在學問上並沒有追隨康，他在《回憶梁啟超先生》一文中說：“梁重墨學，不講六經，說明梁與康有為名義上是師生，而在學術上沒有追隨康氏。康有為講今文經學，重《公羊傳》；梁喜《左傳》，平時不大講三世說，也不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據此可見，梁任公與康有為思想有差異。”

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後，成為康有為維新變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筆，寫文章為康的主張搖旗吶喊。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的支援下，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稱維新運動，又稱戊戌變法。但由於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對，9月21日，維新運動宣告失敗，前後僅僅歷時103天。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裡的“詔書”，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保教主張。而梁啟超在對戊戌變法的失敗進行反省後，隨著與革命黨人的接觸和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的政見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原先的保守轉變為激進，與從前“若出兩人”。

梁啟超與乃師康有為齟齬日多，梁對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與孫中山等人交往後，梁啟超受其影響，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擬《上南海先生書》，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勸康有為隱退，書中雲：“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此書呈康後，各地康門弟子譁然，稱上書的十三人為逆徒，呼之為十三太保。康有為見書大怒，對梁嚴詞批評，並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雖不情願，但他一向視康為帝天，不敢有違，最終還是打點行裝而赴命。

梁啟超與孫中山準備聯合組黨時，當時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顧慮康有為，問孫道：“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孫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啟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臺前，梁啟超認為康有為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已經不符合中國的未來走向，故勸康道：“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

康有為曾問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稱趙先生（指趙熙，周善培的老師）。你為什麼那樣服從趙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啟超不服從他，便答覆說：“趙先生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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