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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女士在《林燾先生與文革歷史》寫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謙教授關在一間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謙說，他很苦惱，因為馮友蘭教授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是國民黨區黨部委員，那樣就是“歷史反革命”了。馮友蘭女兒宗璞與錢鍾書夫人楊絳還因為章廷謙文革之事引發了一場筆墨官司。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馮友蘭95歲華誕。北京大學哲學系已經為這個生日做好了慶典的一切準備。會議就定在12月4日開幕。海內外很多著名的哲學史家、文化史專家都預定要來參加這個會議。

1990年3月馮友蘭就為自己預擬了95歲壽聯：“二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所謂“六書”，指的是馮友蘭從早期研究哲學史轉向哲學創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書寫於抗戰時期馮友蘭顛沛流離的10年。這六部書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所謂的“二史”，指的是馮友蘭解放前出版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和解放後出版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

有人擔心馮友蘭的身體，害怕他不能支援參加開幕式。因為那幾年，馮友蘭成了醫院的常客。畢竟是90多歲的人，經常住院，大家並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馮友蘭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園家中，在助手幫助下，繼續他《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

20世紀80年代初，馮友蘭決心開始寫作《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時候，已經85歲了，計劃中的全書有7冊之多。好心的人們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議他直接從第三冊開始，因為在60年代的時候，他已經出版過兩冊《新編》。但馮友蘭堅持重新開始。10年以來，馮友蘭雖多次住院，但寫作不輟，後來耳目聰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幫助下，由他口述，堅強地繼續寫作。這已成為馮友蘭晚年生命的支點。終於，在1990年的6月15日，馮友蘭寫完了第七冊。7月16日，他將最後的稿件交給了人民出版社。

馮友蘭完成這本書後，宗璞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親友們提醒馮友蘭說，你還有一本計劃中的書《餘生札記》沒寫呢！但是，老人的身體已無法再支撐下去了。

9月2日，馮友蘭往臺北發了一封唁電，弔唁錢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馮友蘭住進友誼醫院。整個10月，馮友蘭都在醫院度過。到11月1日，病房裡還沒送暖氣（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馮友蘭抵抗不住寒氣，患上肺炎。到18日，馮友蘭已經不能張嘴吃飯。24日，情況似乎有所好轉，能吃東西了。三天之後病情又加劇了，開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時左右，中共中央統戰部、北京大學相關負責人前來探視。晚上8點45分，馮友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哲人歸於道山。

這一天，離馮友蘭的95歲壽辰僅差7天。準備好的壽筵，這就變成了葬禮。

【評說】

北大哲學系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曾經說過：“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嶽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三家學說都代表了中西哲學的融合。在熊氏哲學體系裡，‘中’層十分之九，‘西’層十分之一，金先生的體系可以說是‘西’層十分之九，‘中’層十分之一。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的意義上的中西結合。”

劉文典為人狂狷，惟獨推崇陳寅恪和馮友蘭，他在西南聯大常常對人說：“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據說在西方大學中，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

胡適曾有言：“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字號）右者”。

何兆武談馮友蘭：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的作者說：“作為中國哲學的一部分，馮友蘭已經融入中國哲學史中。”

馮友蘭去世後，靈前高懸的一幅對聯寫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歲；譽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憑四百萬言。”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歷史學家，教育學家，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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