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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觸犯了許多人的利益。臺大發生學潮時，有人趁機發難，指責臺灣大學優容共產黨，攻擊傅斯年。傅斯年雖不支援臺大師生的行為，但他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共產黨分子，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他讀了報上對臺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他媽的！”開罵起來，並在報上發表文章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又說：“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絕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最後憤然宣告道：“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汙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

1949年，臺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式徑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敦厚】

傅斯年請李方桂出任史語所所長，李方桂說：“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聞聽此言，頓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待回過神來，他躬身作了一個長揖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對下屬生活十分關心，事必躬親。抗戰時，史語所遷在四川李莊山坳裡，供給困難。他給專員寫信：“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李莊山坳裡尚有一批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有人說傅斯年脾氣來了，是炮，溫柔起來，像貓。據說，在南京史語所時，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髮脾氣，因為他上午剛發了脾氣，下午某雜誌送來一筆稿費，他就一股腦兒送給老裴買酒，人情味很濃。

傅斯年一直知恩圖報。傅斯年出國留學時差一點被人擠掉名額，陳雪南關鍵時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國留學。此後，傅斯年一直與陳保持相當良好關係。1948年，傅斯年在美國，被選為立法委員，他堅辭不就，後經陳雪南勸說才接受。

抗戰時在昆明，陳寅恪住三樓，傅斯年住一樓。每次警報一響，大家“入土為安”，往樓下防空洞跑。而他卻逆流而上，上三樓把患有眼疾的陳寅恪扶下樓來，一起躲進防空洞。

四川李莊永勝村農民張漢青的父親張海洲當年給傅斯年抬過滑竿，他聽父親說過往事：“傅所長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親）張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長經常去鎮上辦事，或者從李莊乘船上南溪下重慶。從板栗坳到李莊，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馬上喊停，下來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對下頭人蠻好。到街上，有時區長張官周、鎮長楊君惠請吃飯。飯碗擺好，他一坐下來，剛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來，看轎伕桌子上的菜一樣不一樣。要是不一樣，他馬上站起來就喊我老者他們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穀子的時候，有個兵搶人。傅所長就把他們連長叫來，連長一見傅所長馬上敬個禮。傅所長叫他把搶人的兵查出來。他連連點頭。這類事後來沒再發生。”

傅斯年嗜藏書，平日之積蓄，全部用在買書上。在李莊時，他賣書換糧，除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外，還賙濟朋友。董作賓家庭人口多，生活無保證，傅斯年就拿賣書的錢接濟他。

一位當時臺大的學生唐本祥在《傅校長沒有死》中回憶道：傅校長的作風，代表著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數意見，一切都以著重基層為前提。講到平等，又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他。常到校長公館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長和他的汽車司機對坐而弈，並且神情怡然，一點沒有校長的架子。對於同學，傅校長真是愛護備至。平常在他的公館裡，他接待同學，像接待客人一樣，在學校裡，他會在背後拍拍同學的肩膀，問一聲訊，或是談幾句話。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鍾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週，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傅斯年一下飛機，見到關麟徵第一句就是：“你殺了我的學生們，比殺了我的兒女更讓我心痛。”

傅斯年任臺大校長後兩年間，因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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