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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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倒孔）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非絕無影響……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物耳”。

當時中央銀行國庫局正直人士或與孔祥熙有隙者，趁機將掌握的內部重量級材料提供給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擬成提案，交大會秘書處宣讀。大會主席團成員、外交部長王世傑見後大駭，怕被人作為藉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王世傑語），力勸傅斯年歇手閉嘴，否則後果無法預料。傅仍堅持己見，並要上訴法院，與孔祥熙對簿公堂，如果揭發罪狀失實，甘願反坐。

據一位知情者說，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許多孔氏集團私吞美金公債的證據，以備上法庭之用。當時曾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曾說：“在重慶時，有一次在參政會開會之前，我好幾次到聚興村他的房內，看他拿著一個小箱子，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我問他裡面是什麼寶貝？他很緊張地說，這是他預備檢舉某大員的證件。”羅家倫也回憶：“有一次在重慶為了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宣告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麼敢作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沒有根據，哪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風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面對傅斯年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執著，陳布雷向蔣介石進言，讓蔣暗地裡處理掉孔祥熙，省得事情鬧大，並建議蔣以爭取世界各國對抗戰的支援，以國家利益為重等說辭，請傅斯年改變解決問題的方式。蔣依計而行，果然一提“國事為重”，傅斯年便答應退讓，決定將提案改為質詢案公之於眾，蔣表示同意。儘管如此，傅的“炮轟”仍使朝野大譁。不久，蔣介石委派財政部長俞鴻鈞出面調查孔祥熙財源的來路問題。此時，眾人紛紛藉著傅斯年的“炮轟”，紛紛棒打落水狗。傅斯年一炮轟走了孔祥熙，從此“傅大炮”名動天下。

繼孔祥熙之後，傅斯年的炮口又對準了行政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與宋子文二人關係還算友善，傅原本對宋寄予希望，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宋和孔祥熙大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現並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樣，於是傅斯年從教育狀況糟糕、政府只賣文化膏藥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氏能醒悟。傅在《大公報》撰文道：“你的轎車在上海市街上經過時，有沒有想到，就在這條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經濟失策而餓死？”

但宋子文並不理會。傅斯年大怒，遂從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五個方面，對宋子文進行猛攻。傅斯年在半個月內連續刊發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關於傅斯年首次公開炮轟宋子文事，據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讚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篇文章便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當時總編輯張純明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紀評論》第一卷七期刊發出來，“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刊發後，震驚朝野。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曾記載說，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聳人標題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發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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