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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不僅主張破除程朱陸王的門戶之見,而且主張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內部的種種門戶之爭。他認為,“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於派別門戶之爭,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過也”。他對於儒釋道的融會,可說是已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地。他能“隨意拈取老、莊、釋典以闡揚儒家宗旨,不惟不陷於牽強附會,且能嚴格判別實理玄言,不致流蕩而無歸宿”。
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復性”。“復性”,是唐代李翱作為修養論提出的。馬一浮繼承了這一思想,並上升為教育的宗旨,還用“復性”來命名其創辦的書院——復性書院,足見“復性”之重要。
馬一浮認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國家,作為儒生只有透過研究儒術,講述和弘揚儒術去達到。1905年底,馬一浮從鎮江回到杭州後,在給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談了這個宏偉的誓願:“竊惟王跡中邁,九洲雲攏。群鹿競逐,黔首愁苦。將欲雍容決策,咄嗟樹義,卻虎狼於西土,驅狐鼠於中原,使功高泰山,國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預……甥雖不敏,竊有志於二宗。欲為儒宗著秦漢以來學術之流派。為文宗紀羲畫以降文藝之盛衰。將以匯納眾流,昭蘇群惑。懸藝海之北辰,示儒術之總龜,振斯道於陵夷,繼危害於將絕。體制草創,篇帙未具,併力綴輯,皓首為期。貯以鐵函,藏諸石匱,亦經甘樵蘇之棄,未敢希國門之懸耳。”
馬一浮十分重視讀書的方法,他的《讀書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一浮在復性書院開講時,專門講了《讀書法》一講。在《讀書法》中,他不僅闡發了格物致知的理學思想,還著重論述和總結了讀書的方法和經驗。馬一浮認為,讀書須先調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說:“欲讀書,先須調心。心氣安定,自易領會。若以散心讀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讀書,事半功倍。隨事察識,語語銷歸自性。然後讀得一書,自有一書之用,不是泛泛讀過。”馬一浮在《讀書法》中,不僅談了讀書須先調心,還反覆談了讀書一定要窮理、窮理要切己用力。他說:“學必資於讀書,而但憑讀書,實不足以為學。學有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聞見之知,亦有淺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馬一浮認為,讀書之道應該從四個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他說:“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徽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玻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氾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
【立場】
白話文興起後,至四十年代,時人已不再學四書五經。大儒馬一浮倍感惆悵,嘆息說:“日日學大眾語亦是苦事,故在祖國而有居夷之感。”
馬一浮對新式的學校教育頗有成見,認為“當今學校,不如過去的書院。教師為生計而教,學生為出路而學。學校等於商號,計時授課,鈴響輒止”。
馬一浮堅決主張尊孔讀經,反對現代學校廢除六經。早在1912年,他就反對蔡元培廢除六經的主張,併力主學校恢復讀經科。辛亥革命成功後,蔡元培被孫中山委任為教育總長,而蔡元培與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馬一浮的學術和名望,就委任馬一浮為教育部秘書長,襄助部務。馬一浮出於友誼接受了委任。當他到了南京後得知蔡要廢除六經,並已公佈了《小學校令》廢止讀經科;公佈了《中學校令》廢除“讀經講經”;公佈了《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取消“經學科”,便非常不滿,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為謀”,因兩人意見相左,於是馬一浮到職不到三個星期,就辭謝了這份差事。他對蔡元培說,“我不會做官,只會讀書,不如讓我回西湖。”
事後,馬一浮在追憶此事時寫道:“南京臨時政府收羅人望,以蔡孑民長教育。蔡君邀餘作秘書長,餘至而廢止讀經、男女同學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與語亦不剩又勸設通儒院,以培國本,……蔡君河漢吾言,但云時間尚早,遂成擱置,而餘亦去”。
【教育】
在浙大,馬一浮的講座有體有用,簡易親切,深受師生愛戴,當時的校長竺可楨也常去聽他的演講。在《竺可楨日記》中曾記載,“《詩》、《書》為至善,《禮》、《樂》為至美,《易》《春秋》為至真。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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