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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晚年因撰寫《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吳宓說：“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已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也。”

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箋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風采】

陳寅恪的外貌也很有個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並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據說，當年還真有人把他當成了甘地。

陳寅恪留給學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課堂授課時的形象。學生許世瑛回憶：“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師不喜歡穿大衣，他總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時候還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馬褂，講課時講得興奮而感到有些燥熱，先脫去皮馬褂，有時候更脫去皮袍子，等到下課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陳寅恪上課帶的裝資料的包，都是布包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他都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羅香林回憶說：“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課室，放在講臺。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陳師夏秋季常穿藍布長衫，冬春季常穿長袍馬褂。來校，常夾黃布書包，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

勞榦在《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此時方在初春，餘寒未盡。陳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馬褂，攜著一大包書，用橙黃的包袱包著。清瘦的面龐夾著神情奕奕的目光，給人一個清晰的聯想，想到這位蓋世的奇才。”

學生許世瑛也有這樣的記載：“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了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的把那些書抱進教室，絕對不假手助教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進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要引證的時候，他就開啟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後再寫。”

【傳道】

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辯明，陳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

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孟博對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瞭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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